写手发布 发表于 2020-10-30 10:55:19

陈佳勇:当经营之心隐退,写作意义复归

我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爽文”,不希望刻意营造各种想象中的“期待情节”,来满足读者们的“简单猎奇”。



2003年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在报社做记者,顺带还负责报社的一个书评版面,横竖都是在跟文字打交道。2004年的春天里,我辞去报社的工作,转行到了影视行当,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六年。这十六年,又分成前后两段,前半段是纯粹体制内的十年,后半段则是在资本市场硬碰硬的上市公司六年。于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算是“弃文从商”,但远离写作,尤其是正儿八经的写作,确实是有些年头了。

小说 《老板不见了》最早构思于2018年的11月,写作的缘起,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见了各式各样的 “老板”、“企业家”的起伏,再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便想好好地写一下这个圈子里的故事,写一写我眼里的那些“生意”。另外一个想法,也是想给“老板”这个人群“祛魅”。这些年,他们这个人群最受人关注,而这背后折射的则是整个社会“财富观”的巨大转变。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好好说道一番的。

碍于平时影视业务上的“烦心事”太多,小说初稿的十六万字,竟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九个月。之后,我又花了两个半月时间,调整了开头,一边删去冗长乏味的“废料”,一边增加各种细节故事,让整个小说的调子尽量柔和平顺。全部弄完,已是2019年的11月,字数也增加到了二十万字。这次艰难的二稿修改,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写作这件事,当你想有所回归的时候,该付的代价真是一点也不会少掉。时间很公平,也许你的文字基本功还在,但就长篇小说这个系统工程而言,对于结构的把握,对于写作细节的推敲,仍有许多功课需要补上。

待到2020年7月底,《老板不见了》正式出版,《当代》杂志又全文刊载,两件事情都赶到了一起。此时的我,职业生涯第四次换跑道,并决绝地将从事了十六年的影视投资工作一刀两断。那边刚清零,这边新作刊发,名字还叫《老板不见了》,如此真实与虚构的“神同步”,真是始料未及。



小说里,林子昂这个人物,显然有我的影子,但实际上是把自身的某些感受切成了两半,一半放在林子昂身上,另一半则借杜铁林之口说了出来。至于老板杜铁林自身的丰富性,则又叠加了许多所见所闻,或者也可理解为,杜铁林是我的一面镜子,时刻提醒自己在现实的商界或职场上,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在哪里。

常规的商战小说,着力在背后的所谓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际上,真实的商界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甚至很枯燥。只要不裹挟人性的种种弱点,一般的生意,但凡能够放在台面上讨价还价的,横竖就是个价格的问题,所纠缠的无非是你多赚点我少赚点,或者你少赚点我多赚点。这其中的匪夷所思与不堪,远没有家庭男女复杂情感而引发的各种“事故”所产生的“可看性”强。因而,我更想表达的是这些商战故事背后的一些人性上的反思与检讨,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考量。

其次,我有意识地选了以林子昂的视角为主,感觉像是准备写一个“成长小说”,但又时不时地通过杜铁林的视角有所回顾,这显然不符合文学作品的视角要求,但在我这里,却并不显得突兀。究其原因,大概是在小说构思的一开始,我便很想通过笔下的小说人物将生活中的各种残酷“直接给到”读者,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一个猎奇的视角,再慢慢地娓娓道来。

我非常想把“老板”们的真实状态写到位,一方面,把他们的优秀,把他们的努力写出来,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的自以为是,把他们的焦虑与不安写出来。即便这个小说,可能不那么“纯文学”,不那么“技巧娴熟”,但至少让读者看得下去,看完之后还能有所思考,那也挺好的。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小私心”,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时隔那么多年重新拿起笔写东西,在写作之初就把“写作动机”想明白后的一个必然选择。

但在往“真实好看”这个方向努力靠近的时候,我又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一般意义上的“爽文”,不希望刻意营造各种想象中的“期待情节”,来满足读者们的“简单猎奇”。对于我笔下的“老板”们,或者说,对于社会上的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我们既不要没有理由地羡慕与崇拜,也没有必要完全不讲道理地仇恨与敌视。就我能够接触到的那部分人群而言,日子其实过得远没有一般“中等收入群体”来得逍遥。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所遭受的折磨,往往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本着这样一个出发点,我便力求真实,许多地方不渲染,不矫情,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完稿之后,我将小说发给我一位好朋友看,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有很高的成就,对于世间种种比我更有体会。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看了小说之后“很会心”,听到这个评价之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



小说里,有些内容,有些话题,其实写得挺残酷的。

这里面全然没有小人物的奋斗史,你想通过看这个小说有所“励志”,试图从中看到升级打怪的快感,对不起,这里面是没有的。这在小说的题首,我借用苏东坡《满庭芳·蜗角虚名》里的一句词,“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已经表达清楚这个基调了。

在我看来,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靠一己之力逆袭成功,进而成为商界大佬的故事,这些美好愿望只能活在想象中。《老板不见了》里的人物,他们的内心活动,更像是拥有之后,经历过风雨之后的感悟。但与此同时,“杜铁林”们的那些感悟,又有着“虚弱”的一面。那些看似至理名言的“金句”背后,是他们自身的“无奈”和“回不去”。他们,明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但却无法抽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辆车,就这么直接地、硬生生地撞向前面那堵墙,这种惨烈,才是最触目惊心的。

在林子昂身上,老板杜铁林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为什么他会心生羡慕?那是因为杜铁林知道,林子昂还年轻,他还有机会踩刹车,调整一下方向盘。但杜铁林绝对不会主动提醒林子昂,那是因为,他心里更明白,如果林子昂注定是和他一样的人,那么,这个小伙子今后将会经历些什么,其实都是天注定的。

但女明星姚婷婷为什么要规劝林子昂,劝他不要把自己全部都扔进去,说那样不值得呢?那是因为姚婷婷内心里还住着一个善良的“自己”。至于林子昂自己是否能听进去,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最多也就是给建议。但林子昂无疑是幸运的,在他的成长道路上,还能遇见贵人点拨,其他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吗?或者,如果遇见了,谁又能分得清楚真知灼见和胡说八道呢?如此种种,小说故事背后的“调子”,就是这般。很残酷,也很真实。

为了准确描绘出这种拥有世俗成功之后的“荒凉感”与“痛”,一种看似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痛”,我在小说里十分用心地设计了女明星姚婷婷这个角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的存在,是相对于杜铁林的太太李静存在的,她最后的“抽离”,同李静最后坚定地选择同杜铁林离婚,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反过来,我也想说明的是,女性在很多时候所秉持的直觉与敏锐,远远胜过男性所尊崇的所谓理性与规则。当然,之所以把姚婷婷定位成一个女明星,这种艺术效果大概就在于,你们都以为她应该是所有人里最复杂的,最会戴面具的那一位,但她不是,相反,她其实才是活得最洒脱、最简单的那一位。以我的有限认知而言,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都过得太复杂了,还不如活在戏里面。



关于小说里的那些“老板”,尤其是他们最后的命运结局,我也有几句话想说。

在小说里,像杜铁林这样具备较高人文素养和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老板,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稀缺物种”,像王江南、蒋笙那样格局的,其实也不多,他们本质上都可以被称作为“企业家”。更多的老板,则是孔老三、六哥、董建国、鲁光辉那样的。读者朋友们看这个小说到了后面,对于六哥、董建国、鲁光辉这些人的结局,是能够理解的,但看到杜铁林冒险接盘华光信托,估计会有疑惑。

难道深谋远虑如杜铁林这般,会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况且张局已经明确告知他不要去碰这单生意,他为什么还要执意为之?小说写到那个阶段,感觉是我写作上的不够老练,导致了过多的“留白”,但本意就是想说明“工具化倾向”到极致之后的必然结局。生意做到那个阶段,华光信托必然是杜铁林要拿下的目标,好比过去那些资金是杜铁林打仗的“子弹”,如今一个满满的军火库摆在前面,再危险,他也是要冲上去的。

因为,在那个逻辑里,最高的评判标准就是手里的刀子是否足够锋利,已经根本不在乎这把刀子是用来杀人还是用来切水果,更不在乎它对“握刀人”自身会造成什么伤害了。当然,杜铁林自幼丧父,老师王儒瑶是他精神上的父亲,在那个时间节点,王儒瑶的过世,意味着杜铁林连最后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了。加上妻子李静提出与他离婚,他既没有家庭的保护,也没有家庭的羁绊,杜铁林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大概也只有那把最锋利的刀,才能让他体会到存在的“快感”了。

我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那些小片段,那些看似随便一写,其实却是有意嵌在小说里的各种“小钉子”,一定会遇见它们各自的“有缘人”。当然,如果今后还有机会,也有充沛的情绪积累的话,我希望能够写得更娴熟一些。

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态度很诚恳的小说,我把自己工作十七年的许多感受都倾注在里面了。如果问我,写这个小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己的内心彻底地梳理了一遍,想明白不少事。

作为个体,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社会大事件,这是人生本来就该有的面目。所有大时代的变迁,也都会在个人身上打上烙印。至于个人,人生都是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该怎么过,想怎么过,都是造化。但不管怎么说,敢于直面,敢于正视,终究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走了一段路之后,能够稍微歇歇脚,又始终没忘记最初起步时的那个自己,那该多好啊。来源:文学报 | 陈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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