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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人回家的人

2017-5-19 19:04| 发布者: 萧盛| 查看: 144| 评论: 0

摘要: 七位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故乡,每位诗人都会流露出不同的情感和记忆,这是林东林写《跟着诗人回家》的动机之一。 作家林东林是三年前来到武汉的,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甚至一点都不熟悉。 他住在武昌, ...

七位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故乡,每位诗人都会流露出不同的情感和记忆,这是林东林写《跟着诗人回家》的动机之一。

作家林东林是三年前来到武汉的,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甚至一点都不熟悉。

他住在武昌,住在一栋可以眺望长江和黄鹤楼的公寓的第20层。除了散步、酒局、买菜,他很少下楼。

他感受这座城市最多的方式,是从26楼的楼顶远眺。尽管天空和地面之间,是高高低低起伏的城市景象,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大同小异的人间。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林东林都在外地,行走、摄影,或者写作。从去年6月,他开始了一个名为“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跟随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十几位诗人回家。在半年内,他先后去了十几位诗人的老家——荆州、成都、广安、恩施、黄山、北京、郑州、安庆、桐城、丽江、宜都等。如果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地点,那就是他的一种版图。

在近10年之前,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林东林为《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不少人物专访。对他来说,现在做“跟着诗人回家”也算是一种延续,他最关心的是让苏格拉底感叹的、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人。

诗人,则可能是谜语中的谜语。

去年6月,在录制完诗人余秀华的一档电视节目后,林东林跟着诗人张执浩回了一趟后者的老家,湖北荆门双仙村。

在这座位于251省道旁的小村子,张执浩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林东林在那里见到了张执浩八十多岁的父亲和哥哥一家。他去了张执浩老家的菜园、母亲的墓地、已成为水库的岩子河,还爬了张执浩小时候觉得高不可攀的仙女山。“墓地就在菜园旁边,张执浩在我面前给他母亲磕头、上香。岩子河现在成了一个水库,张执浩小时候常在那里捉鱼。仙女山已被他当年的小伙伴挖去了一大半。他的故乡变了,但还是有迹可循。”

这一趟结伴而行,让林东林找到了张执浩诗歌的一种来路,“不只是他身体的来路,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路。”随后,他给张执浩做了一个访谈,写了一篇随笔加对话的3万字长文。之后的一天,他萌生了“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写张执浩的文章就成了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

此后,他又陆续邀约了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等六位诗人。

这些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诗人有时空上的某些共性,但他们的诗歌美学差异很大。有些人参与了‘第三代’诗歌运动,已被系统研究过了;没有参与的诗人,我觉得应该梳理出来,呈现出他们自己不同的样貌。而且他们和通过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也不一样,他们相当于第三代和网络一代之间的一代,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七位诗人的差异性很大,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和路向都不一样。偏居云南的雷平阳,他的诗歌有很强的云南特征;张执浩身上带着农家气息和江汉平原的自然元素,诗歌跟日常生活和植物树木结合得更紧一点;蓝蓝祖籍河南,出生在山东,五岁以后又在河南生活长大,她的环境和张执浩有相似之处,但诗歌风格却各自相异。

臧棣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跟父母去了云南个旧和四川攀枝花,之后又回到北京,读北京二中,又读北京大学,西方阅读对他的影响很大;杨黎出生在成都,从小就有“造反”意识,在革命和运动消退之后,他的“革命意识”另外萌发,成为第三代诗人的主将;陈先发成长在桐城孔镇,这座文脉渊源的古镇给他带来了传统和现实的双重观照。

诗人余怒,则是一个诗人“革命家”。在一个被陈辞包围的传统国度里,他要另外花开一枝,反传统,反逻辑,反陈词滥调,寻找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的写作,批评家做不了,即使做也过于理论化;而记者也做不了,太表面化。”林东林说,他的这个非虚构作品,是想呈现自己视角里的诗人,诗人要大于诗歌。

“虽然荣格讲过‘诗歌要大于诗人’,但是我不太同意。诗歌只是诗人成为诗人的支点,即使不写诗歌,他也一样会用诗人的眼光去写小说,去写散文,或者根本就不写,只是为人处世、寻常生活。”

这七位诗人,他们有的从事着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张执浩、蓝蓝和雷平阳都是专业作家;臧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歌评论家;陈先发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负责人;杨黎曾经的很多工作也跟文字有关,譬如广告、出版、影视、写作;而有的诗人,其工作则跟文字丝毫没有关系,譬如余怒,他是三家水电站的管理者。

“每个诗人都有特别的地方,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人。”在林东林看来,诗歌是诗人的生命身份,在自我认同上,他们都把诗人放在第一位。“其实,诗人就在人群之中,每个人都有诗性的时刻,只不过没写诗而已。你见花落泪、望月长叹,也都是一种诗性感受,那本身也是诗性的一部分,只是你没用文字表达出来,没有写成一种叫诗的东西而已。”

林东林不愿意做那种相隔万里的访谈,他觉得那会过滤掉细节、背景和对方真实直接的反应。“我做采访都是只有两个人在场,有第三个人都不行,那会让对方产生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的表演性;我所访问的每一位诗人,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说的就一定真实,但如果足够细心,你也能发现某种反向的真实!”

在故乡,每位诗人都会流露出不一样的情感和记忆,这是林东林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我跟余怒一起到安庆的余湾村,他没在那里生活过,那是他爷爷的故乡。我们去爬大龙山,余怒指着山坡说那是他爷爷奶奶的坟,他说‘我以后也会葬在这里’,这也是认同故乡的一种方式。”

如今,虽然七位诗人已经不在故乡生活,但还是能看出来他们对故乡有一种认同,那是对情感、对记忆、对血脉的一种认同,或者是以反抗的方式表达认同。“我觉得他们回到的不全是地理和记忆上的故乡,也是回到跟现在相关的某种来历,回到不诗而诗的诗性状态。”

说起跟着诗人蓝蓝回家,林东林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去年8月,蓝蓝要去河南睢县参加苏金伞的诗歌研讨会。“我一听,睢县就是我老家,所以就跟她约定了在那见面。”林东林在北京采访完臧棣,就跟着蓝蓝到了郑州,一起去看了她的旧居。“我本来想回别人的家乡,诗歌却把我送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有一种因缘际会的宿命感。”

作为一个80后,林东林出生在河南的一个传统大家庭,外公和祖父都是旧时代的地主和乡间读书人。可能跟家庭有关系,他的忘年交特别多,他喜欢听老人讲一些跟他相隔较远的东西。“地理能造成一种时间的滞后性,八十年代的河南农村跟很多地方比,可能要更传统,更落后。所以我精神上更偏向于70后、60后,跟他们聊天几乎没有代沟。”

事实上,无论故乡怎么样,无论好还是坏,无论变了还是没变,都回不去了。就像张执浩说的,“回去了又能干什么?”即使人回去了,原来的状态也回不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面对和平视,没必要为此怀旧,把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浪漫化,非要回去不可,而回去也是不现实的。

雷平阳的老家,云南昭通欧家营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已脏臭难闻,他也不愿意回去,地理上跟原来不一样了,人跟人之间也不一样了。“所以在文字中、在诗歌里,一样可以保存原来的记忆,不是回去的地方就叫故乡,文字城堡里的东西可能更接近于故乡。”林东林说。

“每个人都有怀旧的一面,我明知道应该面对这种变迁,但在情感上也一样会向往回去。”林东林回忆说,“小时候我骑在羊身上,骑在狗身上。读初三那年,我的娱乐方式就是和家里刚出生的小牛犊顶角,它力气很大,经常顶得我人仰马翻。而我家原来的院子里还有很多核桃树、柿子树、枣树、梨树,每年到了春风一度的时候,就像雪花飘满院子。事实上,那座已成废园的宅子早已片瓦不存,并无别异之处,但我总觉得那里有东西在,隐隐的有一股气。”

从林东林家里出来,他带我来到26楼楼顶。暮色中的这座城市,在市井的喧嚣之上有一种被夕阳加持的神圣感在降临。

“虽然埋着头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看诗,更不会看《跟着诗人回家》,还有人说我是为他人做嫁衣,不如写自己的东西有价值,但价值是什么呢?一首诗,一本小说,如果你不看它,大家都不看它,那它也没有价值,价值是自己赋予的!”他说。

在我们对面,是一江之隔的汉阳,水面辽阔而苍茫,零星的灯火已经摇曳。这景象,或许也就像我们和诗歌之间,虽然偶尔也会看到灯火,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被灯火淹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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