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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笛安: 现实不好写, 但我要求自己不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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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发布官方 手机认证 发表于 2019-1-15 12:49: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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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作家笛安凭借新作《景恒街》摘下长篇小说奖,成为首位问鼎这一奖项的80后作家。笛安并不是第一次登上人民文学榜,2015年她曾荣获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新人奖”。三年后,她再度获得人民文学奖肯定。

《景恒街》是笛安创作《南方有令秧》后,时隔四年的转型之作。在《景恒街》中,笛安选择告别青春,走进成年人的世界,讲述北京CBD附近繁华的“景恒街”的城市爱情故事,以及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近日,笛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就《景恒街》的创作,谈现今文学创作的变化以及相关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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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创作比历史题材难

羊城晚报:新作《景恒街》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创作的?

笛安: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深夜开车从机场高速回家,当时电台正放着一首苏见信的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让我特受触动,一下有了很强烈的画面感——一个稍微有点阅历的人在为情所困,其中有很多不好说也不用说了的故事。当时,我脑袋里涌上来的念头就是,我要写一个两个成年人的爱情故事。

真正开始动笔是一年多以后的2016年了。动笔时觉得写爱情故事不能只有爱情,需要找到两个人感情的土壤。对作品来说,这个土壤就是感情线旁边的一条线,我觉得里边应该有一些独属于当下生活的内容,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这次您选择了“当下”作为“土壤”,以前为何比较少使用这样的背景?

笛安:因为现实不好写。这次我写两个当下的人,也是想渗透一些此时此刻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类世世代代都绕不过去,不管外壳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两情相悦是不变的、一直存在的。小说选择互联网创业来叙事,其实只是想写年轻人的奋斗。两个小学老师也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他们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觉得互联网这个行业里有很多神话和传奇,有的一夜成功,有的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戏剧化的人生起落比其他领域要多,我自己这些年在北京也见过,觉得写这个会很有意思,因为这种个体的命运动荡永远是一个小说创作者最关心的。

羊城晚报:您也说过现实题材的故事其实比历史题材的更难写,在这次的创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笛安:我觉得困难还不少,写每一章都很困难。最大的难度在于,当下题材的内容与所有人都离得很近,想把每天离大家很近的东西文学化并不容易。第二个方面是,现实题材等于敞开了大门给所有读者发入场券,所有的读者都会凭借自己的现实经验判断故事可不可信。如果是写一个历史题材,读者并没有那么在乎那个朝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现实的东西,因离得近,反而比较难产生情感上的共振。所以说当下题材确实不好操作,好在我已经操作过了。

羊城晚报:有读者觉得《景恒街》在人物设计和主题表现上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您怎么看?

笛安:读者有这样的观感我非常感谢。《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人生履历上,我认为它算是真正影响过我的一部作品。

不是巨大转变,没有转换跑道

羊城晚报:您凭借新作《景恒街》获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是首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80后作家,您怎么看待这次获奖?

笛安:获得人民文学奖,其实挺意外的。这个奖对我来说很珍贵。《人民文学》编辑拿走书稿时,我还跟编辑说,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及时还给我,拿去出书。结果,去年12月份就告诉我获了奖,当时挺惊喜的,没想到这个作品能获得评委的肯定。我原本觉得,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读者们看得高兴就很好了,没想到评委们也看得很高兴。

羊城晚报:80后作家现在写作是不是存在一种偏向“经典化”的倾向?您有受这样的趋势和追求影响吗?

笛安:我并不能代表其他80后同龄作家,但就我而言,我肯定希望自己进步,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厉害。不过,我觉得这称不上是“经典化”。

首先,题材方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而不是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经典作家,就一定要写什么题材。其次,我除了是作者,也是读者。在我看来,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单纯的题材好、情节好、感动人、思想深刻,这些其实是浮在最表面的一层,真正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还有深层的东西,可能是关于人物逻辑,可能是与故事本身无关的一种节奏,像音乐里的一个个旋律一样,本质就是带有音乐性的。我现在只想慢慢地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羊城晚报:创作之初您的作品被认为是青春文学,这些年您在往严肃文学写作方面走,您自己怎么理解这样的转变?

笛安:当年所谓的青春文学,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题材的标签。这些年的创作我肯定是在发生变化的,不然也不可能进步,但我不认为我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我以前走了一段路,这次再接着走,而不是完全转换跑道。

城市文学的内核是城市里的人情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我没能成为当初以为自己必将成为的那种作家”,您是想成为怎样的作家?

笛安: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被过度解读了,我当时的意思是说,十年前我曾认为自己十年后会写得更好,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我是希望自己不断突破。从一个初学者成为一个有基本水准的作家是相对容易的,但再往下走的第二步、第三步并没有我以前认为的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性思维方式,想要去突破其实非常难,但我一直要求自己要突破。这次的新书,我自认为是有变化的,至少我觉得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进行改变。

羊城晚报:您的父母也是著名作家,他们对您的新作有什么样的评价?

笛安:我爸爸看完《景恒街》说还不错,我妈妈则说她不太能接受,她对最后女主角从八楼的阳台上翻过去不认同。但其实我认为那是一个关键性的兴奋点,小说的故事到了最后的三分之一,我觉得女主角应该表现成那样,如果说让我删掉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与父母那一代的作家相比,您认为您与他们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笛安:我觉得小说写作的方法论是相同的。小说写作有一套方法论。无论你承不承认,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会发现,创作技术上会有相似的结论。不同的可能是我们对写小说这件事本身的理解。当然,不同的人学习技法的快慢不一样,但我们要尊重技法这个东西,然后再去谈其他。

羊城晚报:那么,您觉得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笛安: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可以培养的。像菲茨杰拉德那种天才型的作家,或者说非常杰出的、优秀的作家肯定无法培养,但是要培养一个人写作符合很多杂志或者书刊要求的作品,我认为是可以的。当然这其中也涉及一个成本问题,不同的人时间和投入的成本不一样。简单点说,我觉得作家还是能训练出来的,只是有些人可能训练起来非常困难。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作家的城市生活经验远比乡村生活经验丰富,写作也越来越多新的东西介入,您怎么看这种写作背景,以及这种写作题材上的变化?

笛安: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不断吸纳着新的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城市文学,不只是一个从出生到长大都在城市的人的写作和阅读,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动态过程。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长大后到城市里打工,城市文学对他也是有意义的。现在的读者开始本能地去寻求一个能代替他作表达的城市文学作品,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我们所说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其实内核是在讲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情感。

另外,城市的生活景观与农村完全不一样,生活景观的改变最终会作用于人的情感。我们说一个个体在一个大城市可能有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你也要承担孤独和责任,这是城市生活景观作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所以,新的科技、新的城市空间等必然会变成文学作品描述的对象。我认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必然的。

其实,青春文学的基因本身是城市的,不管写得好不好、深不深刻,青春文学都是从个体出发,然后在表达个体记忆中掺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转变,并不是多么艰难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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