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各科兼职写手 稿费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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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坐在书斋里安静写作的作家不同,周梅森是一个在路上的行动派。
1980年代,靠着几篇报刊的短文章,周梅森从徐州老家一名煤矿工到南京的《青春》文学杂志编辑,又凭借写作的实力和成绩,成为了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更是靠着早期的新历史小说,形成了全国性的文学影响。
19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先锋派文学崛起,周梅森暂别他的写实小说,投入到火热的生活里去。在文学上,高尔基和巴尔扎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作家,都是人生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广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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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先是到徐州市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然后创办实业,下海经商,从修高速公路到开粮油公司,从炒地皮到开发房地产,从炒股、股权投资到影视剧投资,这三十年里,周梅森的每一次选择和转身,都与中国经济变化发展和转折吻合。
更难得的是,这么多年,周梅森一直在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立场,一直在坚持文学创作。他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解,他在不同行业闯荡的经历,权力、金钱、人性的复杂碰撞,都在周梅森《人间正道》等十几部长篇小说里展示得淋漓尽致。
周梅森野心勃勃,自己能不能成为像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因91部《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完整记录了18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变迁与风貌,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的代言人。
要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周梅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名记者,我有幸在不同阶段,看到周梅森的变化。
1996年,周梅森结束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挂职,以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复出,造访上海。那是我第一次采访周梅森。采访结束后,《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请客,吴亮等人作陪,一起在外滩附近吃了个饭,听他讲述闯荡商海的传奇故事。
另外一次是2001年,周梅森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至高利益》《中国制造》《绝对权力》《我本英雄》等一系列长篇小说。刚好周梅森在北京开会,和他合作的出版社编辑张懿翎请我采访周梅森。这时候,周梅森正是大红的时候,很多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
之后就是2017年4月,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出版3个月,发行量高达183万册,十月文艺出版社办了《人民的名义》座谈会庆功,我再次见到周梅森,此时他已经从作家,转变成为一名成功的影视制片人。
周梅森说:“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人生是契合的,我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
巴尔扎克让我成为作家
我经常说,我这个人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
1956年,我出生在江苏徐州市韩桥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煤矿的地质测量工,母亲是矿山集体工,我的弟弟、妹妹都是煤矿工人。
谁都没想到我会当作家。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我经常到废品站去淘旧书看,两根冰棍儿的钱,就能买到好几本课外书。当时,市面上的书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宣传读物,没什么文学营养。
1970年,我14岁那年,上了矿区初中,以半工半读的形式,进入了矿工行列。徐州煤矿当时缺乏劳动力。所以,别的地方叫学工学农,我们那叫半工半读。国家每个月给我们九块钱,半个月下井,半个月上学。
1974年,我高中没毕业,就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矿工。拥有了自己的矿灯,自己的换衣箱和工具箱。青年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人生的诗意和浪漫全消失了,生活也变得沉重起来。
1970年代,当煤矿工人虽然辛苦,但也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每月三十九块钱的工资,一年一套工作服,再加上工作稳定,又是铁饭碗,算得上是一个好工作。
我最早的文学梦,是在深深的矿井下萌发的。在我家乡徐州煤矿,他们都知道我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我在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发现了一本书,没头没尾,前面少了几页,后面少了几页,书脊也撕掉了。我看了一会,才知是《巴尔扎克传》。
书里写到,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这本书里有个细节,巴尔扎克在他的偶像拿破仑的剑鞘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用笔征服世界”!巴尔扎克这句话,深深地震憾了我。
看完这本残缺不全的书后,我想当一个作家,立志要做中国的巴尔扎克。后来还找一个会绘画的同学,让他对着书里的巴尔扎克照片,画一张巴尔扎克素描,挂在我的小屋,用来激励我自己。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年轻,胆大妄为,就认识三千多个字,就开始写小说了。我开始写作是源于贫困和孤独。当时,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空虚又寂寞,读书和写作,就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时没有稿纸,我下井的时候就专找包炸药的纸。炸药纸一般要涂一层蜡,涂蜡之前要切下来很多碎纸片,我就在那上面写小说。
我人生的第一部小说,名为《煤乡怒火》,总共25万字。那片默默无言的煤海和满脸煤灰,汗流浃背的父老兄弟,给了我最初的创作冲动。小说写完后我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没有什么回音,多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部书稿找出来还给了我。
我父亲反对我业余写作。他怕我乱写,会被打成右派,为此撕毁过我的稿子。那时,父亲最喜欢的是我弟弟,弟弟像他一样,也做了煤矿工人,老实本分,不管是家里的活,还是单位的活,都任劳任怨干得很好。
但看书写作还是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年,我22岁,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处女作《家庭新话》,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此后,我又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1979年,南京《青春》杂志社看中了我,破格招收我为编辑,我离开了徐州煤矿,登上了驶往南京的火车。
到了文学杂志工作,每天读的是文学作品,见的人都是搞创作的,慢慢地我的视野也开阔了,写作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可以说,《青春》是我的大学,在《青春》的五年中,我完成了一个矿工到一个作家的转变。
《沉沦的土地》写得是旧社会的煤矿传奇故事,讲的是民国初年传统乡绅地主与新兴工业资本家斗法的故事。这部作品发表和出版,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当年提出了“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呆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过,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到南京工作的十年,我发表了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军歌》《国殇》《孤乘》《沉红》《大捷》等多部小说,其中3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些作品让我作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被承认,让我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也在文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4年,我成为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那年我才28岁。1988年,因为创作上的成绩,我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我在文学界成名以后,父亲的观念才渐渐改变了,承认了我的劳动价值,还经常把我写的书给亲戚朋友看,他心里还是为我高兴的。
最早炒股的作家
在南京的作家里,我应该是最早炒股的人之一。
199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全民经商热。那时文学陷入低潮,社会上没有什么人读小说,文学杂志和文学出版物,印量很低,也没有什么反响。
即使是小说改编成电影,版权也就800元。电影也没有什么人看,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我从1983年到1993年,几乎每年出一本小说,5部拍成电影,我们家十年的全部积蓄,却只有8万块钱。
我想让生活更好一些。我的朋友,山东烟台的作家矫健把我带入了商海。矫健比我大,是《胶东文学》主编,有才华,小说写得好看,拿过两次全国小说奖。
记得有一年,我写了中篇小说《大捷》,《收获》杂志李小林看了觉得不错,让我去上海改稿子。当时我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矫健也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找我,手里提着一密码箱钞票,应该有二三十万元,那是他通过股票交易套现的一笔资金,为了安全起见,拉我充当保镖,一同去银行把钱存起来。
那天,他请我吃了个饭,又一起去洗浴中心洗澡,价格很贵,每人三十八元。我当时很好奇,他是怎么赚钱的。他也没有隐瞒,给我讲了很多赚钱的方式,买国库券,股票认购权证买卖。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伙,下海了。
我是江苏省最早的10个大户之一。当时,我们江苏这帮作家,苏童、叶兆言、黄蓓佳,个个炒股,都是我带动起来的。一开始,我、苏童等几个人,我12万,其他人8万,合用一个账户投资。后来为了操作方便,我们就分立账号了。
当时,我稿费一拿到手,就拿去买股票,在股市我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时炒股完全靠自学,我的炒股理论是:不听内幕消息,不迷信K线图,不买亏损股和ST。我炒股,一般都看大势,不做今天买明天卖的短线,我就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奉行价值投资。这些经验,都是通过阅读和自己股市上的摸索总结出来的。
后来,我和矫健一起做房地产生意,他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到广东惠阳大亚湾搞房地产。后来,我们又到苏州郊区盖房子,在苏州阳澄湖旁的一个小镇子上。
从1990年到1994年,我做生意也算长了见识,和江湖上各色人等,各路英雄、骗子打交道,生意做得不大,体会不少。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危机到来,银行抽回资金,受冲击最大的是房地产行业,公司资金链断裂,我们的项目也搁浅了,项目变成了烂尾楼。再后来,矫健迷上了地下外汇期货,开始瞒着我炒期货,不断输钱,以至于让我忍无可忍,终至被迫和他分手,另立山头。
我又到南京江宁禄口,在外秦淮河边,买了64亩地,搞了一个叫文豪花园的别墅项目。这个项目,是当时南京最早的别墅区之一。我现在在里头还有几套房。
下海几年,多少赚了一些钱。但我毕竟是个作家。金钱并不能够让我的灵魂安慰。
有一次在深圳,我遇到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和我聊起了我的小说。我当时突然就想,几年的经商生涯,除了口袋里多了一点钱,心里空荡荡的。我当时就想,该回家写小说了,中国不缺好商人,但缺好作家,我就转身上岸了。
我回家写小说,同时也继续投资股市。
2005年,中国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原来不上市的非流通股,现在要上市流通,那么就需要给那些持有流通股的股东,按比例给予对价补偿。政策一推出,就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当年10月,金丰投资(现为绿地控股)启动股改,我当时是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有约70.25万股,总价200多万,因为A股连年下跌,我在这只股票上亏了不少钱。
当时,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是10股送3.2股,我觉得不公平,对价应该在10股送4股,最起码也要在3.8股以上。我当时在报纸上连续写了三封公开信,《作家周梅森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周梅森致非流通大股东并国资部门的公开信》和《周梅森致管理层的公开信》,呼吁中小散户团结起来,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否决大股东的股改方案。
公开信发表之后,我的电话几乎被散户股民打爆了,他们纷纷表示支持我的公开信。2005年11月28日,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中,约41%的流通股股东对金丰投资股改方案投了反对票,从而使该股改方案没有达到法定赞成比例而被否决。
这在当时是个奇迹:金丰投资成为全面股改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东维权被否决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事,我成为了当年中央电视台年度十大经济人物社会公益人物的候选人。
这些年,我在股市上的收益还不错,后面的牛市我也都赶上了,赚了不少钱。足够保障我在家安心写作。
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认识官场
我没想到会有机会去政府挂职当官。
那是1994年,我老家徐州正集资修三环路,一个地级市,为追求城市发展,率先修建三环路,带动城市发展,很有远见。这个过程中,政府搞了些集资,工资中有十块八块被强行集资用作修路,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
那会我回徐州,对此不满的人来找我吐槽。我觉得修路,改善交通,带动城市整体发展,挺好的。我以前回家要3小时,现在40分钟就到家了。没想到有人把我说的话,传给了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他约我见面聊一次,还给我看了许多告状信。我当时一看,觉得干部要干点事,真不容易。
见面不久后,我接到了徐州方面的邀请,去徐州挂职,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那一年,我38岁。可以说,在徐州市政府的挂职经历,改变了我对官场和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文学创作道路。
我挂职一年多,看到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机制,亲身体验了在种种复杂利益阻拦下,在当时旧的意识形态的阻扰下,基层官员想做点实事的不容易,也看到了改革是如何艰难起步的。之前,我对国家体制、官员阶层的认识很模糊,甚至极端地认为当官的好人不多。我在挂职中看到,官场生活是非常复杂的,表面现象和命题采访是靠不住的。这种感受激发了我,我希望自己能够写一些好官,反映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我挂职后,199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写这部小说,我没敢给《收获》杂志。因为我之前写的是新历史小说,都是纯文学作品,这种写官场、写改革的政治小说,在当时是被文学圈里的人看不起的。
后来,《人间正道》被央视拍成了电视剧,社会反响强烈。这一次,我小说的版权卖了20万元,但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买了小说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剧,因为熟悉官场、熟悉正在改革深化的人就更少了。主任胡恩最后找我,让我自己把小说改成剧本。我答应了。当时剧本稿费是一集1万元,《人间正道》最后拍成电视剧26集,连带小说改编权,我总共拿了46万。电视剧播出的影响力,让《人间正道》的小说也成为了畅销书,书反复加印,一下子又卖了11万册。
从此,我成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长篇小说发表出版后,都被拍成了电视剧。作家出版社张懿翎给我出版的每本书,起印量不会低于10万册。
当时巴金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在杭州养病,在电视上看到了《人间正道》的电视剧,就让女儿李小林给他读《人间正道》的小说。巴金还问女儿,为什么这个作品没有发表在《收获》上?
当时,李小林是《收获》的主编。就这样,因为巴老的支持,我的《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这三部长篇小说都发在了《收获》杂志上,每部小说都是两期,占据了六期。那段时间我常去小林家里谈小说,巴老还送我一本《随想录》。我那一时期的作品,基本是在《收获》和《小说界》发表,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和人文社。
巴金晚年,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已经90多岁了,还这么关心当代生活,这个对我是很大的精神鼓励和支持,也让我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获得了自信,不在乎文学圈对我的看法和眼光,我接连写出了几部描写改革开放的政治小说。
《人间正道》因为被央视拍成电视剧,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也给我带了麻烦。徐州当地很多官员,自动对号入座,非要说我小说里的人物,写的是他们。甚至一名当时的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对我不满,40几位厅级干部联名写信告我,给上级领导写信投诉我,说我丑化他们,讴歌主人公,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找我,要我修改《人间正道》。当时把我气死了,这些人为什么专门找虚构的小说里的坏人形象来对号,那不相当于自首吗?出版社压力也很大。因为当时的新华社为此事发了内参。
徐州的这些官员一闹,我在徐州也没法挂职了。后来,省里安排我去江苏省公路管理局挂职副局长。尤为欣赏我的领导,希望我去交通系统再看看情况,再写部类似《人间正道》的小说。
但我当时的兴趣都在写小说上面,而且《中国制造》《绝对权力》发表出版以后,社会好评如潮,我的创作进入了高潮,除了写小说外,我还要忙电视剧写作,我就放弃了去江苏省公路管理局。
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个作家,我所有的价值和成就感,都是文学给我的。我不想当官,按照我的性格,也当不了官,混不了官场。
离巴尔扎克距离又近了一步
《人民的名义》之前,我有8年时间,没有发表出版小说了。
原因是我的政治小说的发表和出版,受到了当时大环境影响,另外,这几年里我介入了影视剧,也当制片人和投资人。
我现在还有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公司。1997年,我的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都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反响不错,但他们对剧本的改动太大了,如果按照我的剧本来拍,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拍到第三部作品,干脆连名字都改了,小说《中国制造》成了电视剧《忠诚》。后来,我就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自己写小说,自己写剧本,自己找投资,自己拉班底,拍电视剧。
《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自己投资的。导演我请,演员我请,卖给各家电视台。与其受资本制约,我不如单干。在电视剧制作中,我的投资一般占51%,这样就能在整个电视剧运作中说了算,我概括为“文学与影视互动,影视与资本互动,寻找最佳经济结合点”。
现在,电视剧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手里。剧本,我写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写好的故事,让人难忘的人物,精彩的台词。但我完成的剧本,不管导演还是演员,都不能修改。即使不合适,也是我来修改。我要对自己负责。
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到南京,找我写一部和反腐败有关的电视剧。他说,十八大之后,政治反腐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那么多官员落马,但却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
我也觉得时机到了。为写这部剧,在最高检的支持下,我去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调研。小说里国家部委处长赵德汉“小官巨贪”受贿两亿多元的情节,是以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为原型创作的。这名“亿元司长”在2014年被逮捕时,检察机关在他家中搜查出现金两亿余元,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去16台验钞机,清点赃款,当场烧坏了4台机器。
看了那么多案例,我心里有了把握。30万字的《人民的名义》很快写完了。我先把小说改编成话剧,后来又改写成60万字的同名电视剧本,前后共写了100万字。
《人民的名义》电视剧剧本出来后,原本谈好的几家投资方,看了剧本后都表示“题材敏感、 尺度太大”,怕电视剧不能通过审核,钱打水漂。当时剧组建了,人员到齐,马上要开机了,突然少了两千多万元投资。后来,另两家影视公司入股,《人民的名义》缓解了燃眉之急,电视剧顺利完成。
2017年3月28日,《人民的名义》湖南卫视首播,收视率居高不下,迅速火遍全国,成为当时最火爆电视剧,也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话题。电视剧播出1个月,我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就卖了150万本,出版社反复加印,后来发行量超过200万册。
《人民的名义》这么火,在我期待之中。一个原因是好久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因为反腐败,社会需要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多年写政治小说的经验也帮助了我,分寸拿捏得当。可以说,中国没有哪一个编剧、作家,像我这么了解政治,了解官场。
《人间正道》“对号入座”这场风波,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官场,促使我从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我选择的小说题材,必须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从宏观上发现问题,这样我在下笔的时候就相当慎重,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绪带到书中。
多年写作,我有两个创作准则:第一,必须邪不压正;第二,必须面对真相。那些从高处跌落的职务犯罪分子,极少干部一上来就贪污,大多数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或者是因为身边人出事牵涉进去。他们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却因为一个贪字,落得最后家破人亡。另一个就是现在检察院先进的高科技,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让这些贪官的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只能认罪。
我有不少官场朋友和社会朋友,对下岗工人等社会群体也很熟悉。《人民的名义》里,很多故事和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也源自我自己的经历。
我弟弟以前工作的煤矿破产了,后来调到一个厂,没等到退休又破产了。现在,他夜里帮别人照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一千八百块钱。我的一个同学,从三十多岁开始摆摊烙煎饼,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现在看起来比我苍老将近20岁。生活里像这样的故事多得是。
我感到悲哀。为什么?从20年前我就为他们呼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直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民的名义》多么了不起,为什么社会反响这样大?还是老百姓拥护支持党和政府反腐败。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而是人的堕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关键要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
现在对我批评最多的是我写的政治小说不是文学,文学圈内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偏见一直存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中,竟没有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那些批评者都视而不见,对关注当代、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作品甚至漠视,坚持所谓纯文学。我认为他们偏离了文学的基本立场,因此才导致了当代文学被不断边缘化。
历史上很多时期,中国文学是一直在场的,文学能够参与历史进程,文学总是第一个喊出人民想说的话,但是西风东渐以后,文学和生活渐渐隔开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它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不在场,那它会与人民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
我下一部作品是《人民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故事更加曲折复杂,结合了历史、政治和金融,不是一个企业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的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宏观叙事。
《人民的财产》电视剧一共60集,全剧有四条线,国企腐败是主线,接下来是京州市的官场生态,实体经济的困境,小人物的挣扎。深受大家欢迎的李达康遭到了报复,还闯了一场大祸……
我就是一个作家,文学才是我可以热爱一辈子的职业。没有这些年商海闯荡,股市浮沉,官场挂职,没有这些经历,我不会写政治小说这类题材,也不会有现在的周梅森。
我的文学作品,与中国的改革,大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我的人生经历是契合的,始终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讲述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来源:澎湃新闻,周梅森/口述 张英/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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