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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识人术
《水经注》校勘史上有一段公案，戴袭赵案。戴东原夫子是皖派乾嘉考据学巨擘，曾耗数载时光以校定的微波榭本，成果不佳；后来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又校勘殿本，成果累累，却多与赵本雷同。孟心史先生和王静安夫子都认定戴东原抄袭赵一清先生。1936 年胡适之博士致函魏建功先生说：『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
胡适之先生这封信暂时同意王静安和孟心史先生的结论，不过是缓兵之计，因为注重证据的胡博士此时尚未准备好考证《水经注》，他不愿打草惊蛇。1937 年再致魏建功先生函，道出他的真实想法：『前几年，当孟心史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
胡适之先生说他『久想』审问此案，最早始于什么时候呢？1922年8月28日胡适之先生日记写到『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此语暗示两层意思，胡适之先生自居新式学者，而旧式学者名头甚巨。胡适之先生欲与人争胜也。
王静安先生评价戴东原先生学术，『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此处王静安先生所谓『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云云，纯粹是立场之论，无关戴东原先生的学术功力。此时写作《戴东原年谱》的胡适之先生心有异波；他又写《戴东原哲学》反对王静安先生。
1943年11月，王冷庐先生致函胡适之先生，寄呈《水经注笺赵一清校本提要》。胡先生道:『重民此信与此文，作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寄到后，我写了长信给他，表示此案并不已成定谳。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工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此信惹出来的。』1937 年再致魏建功先生函时，胡适之先生说他『久有』审问此案的立志，现在却说什么『是重民此信惹出来的』，可见他前后不一致，试图遮掩其用心。……其实，胡适之先生开始着手审问此案的时机已然成熟，闲暇，图书资料等等万事俱备。他前后搜集了41种《水经注》版本。
胡适之先生本来就是打算与人争胜的，现在条件成熟，所以对王静安先生也越来越不客气了。最先说人家『用不全认得的古器文字之方法似尚有可议耳』，后来逐渐加码，到得1944年2月1日，他致函王冷庐先生，直斥王静安先生在戴袭赵公案上『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王静安先生作古廿载，岂能辩于地下哉？胡适之先生的『容忍』，一至于斯；王静安夫子生前，隐忍不发；殁后，詈骂不绝。
胡适之夫子自道:『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他特别想把自己提倡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推广为一个范式。可惜，连『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汉学祭酒伯希和先生眼里根本瞧不见胡适之先生的影子，当面直接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氏及陈君耳。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陈君者，陈援庵先生也。当面聆听的胡适之先生当作何想呢？梁宗岱先生回忆另一场类似的面对面交流，满面春风的胡适之先生听到伯希和先生又说出这个看法，而梁先生直译实译过来，胡适之先生当场变脸。表现直如他在介公接风宴上，当介公一并向胡适之先生与梅贻琦先生致酒：『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
胡适之先生研究《水经注》，名义上是給乡贤洗冤，实际上是争胜沽名。然而，学问是靠诚实做出来的，不是捷径。他的《水经注》考证，就是一个笑话儿，对《水经注》没有一点点儿内容上的创新贡献。比如说吧，《汉书》旧有一注家『臣瓒』，南朝刘宋以来已『莫知氏姓』。胡适之先生撰写《注〈汉书〉的薛瓒》，排查统计史料，发现『郦道元在《水经注》引用薛瓒的《汉书注》，总共有十九次』，取其十二则与裴骃《史记集解》，颜师古《汉书注》，孔颖达《左传正义》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引用的『臣瓒』注《汉书》语一一对勘，得到第一个结论是：『诸家古注称引的“臣瓒”是《水经注》里称引的薛瓒。』他的第二个结论则是：『三百多年来整理《水经注》的学者……都没有指出这个应该引起他注意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病逝的孟心史先生早就确定：『凡《水经注》全书，引薛瓒者尚多，今随意检出数条，无不与《史》《汉》臣瓒注合，则安得不以臣瓒为即薛瓒乎。』胡适之先生治《水经注》，争胜沽名蒙了心肠，欲翻孟心史先生和王静安先生的案，却连孟心史先生的定论都视而不见。外示人宽容，内心忌刻，如斯。
胡适之先生为乡贤戴东原夫子洗冤，其心可嘉，其实可议。戴东原先生在花边八卦领域的名气由此开疆扩土，而他在《水经注》的学术则无人提及；而且，戴东原先生的哲学，至少让胡适之先生阻后五十年。章太炎先生，梁任公先生，两脚书橱陈汉章先生都瞧不起胡适之先生的哲学。而他偏偏以半部哲学大纲的大纲顾盼自喜，还瞧不起冯芝生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甚至瞧不起他的长胡须。冯芝生先生名义上其实也是他的学生，胡适之先生平时常以『我的朋友』来称呼他的学生顾铭坚和俞平伯先生，独独白眼冯芝生朋友，盖哲学名头儿給学生压住了吧。无论如何，『容忍』功夫尚需进一步涵养也。
陈寅恪教授评价王静安先生『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这对自诩『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之先生该有多大的刺激啊。陈教授晚年写《柳如是别传》以及《元白诗笺证》，时人以为琐碎，岂不知这是他老人家以身作则，匡救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谬种流传以来的学风。
陈教授出身世家，立身严，口德谨，论人论世多微言隐喻。陈教授的哥哥陈师曾先生与鲁迅先生过从颇密，鲁迅先生的印章多来自于陈师曾先生的手笔。鲁迅先生又如何论胡适之先生的呢？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里写到：『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是鲁迅先生与胡适之先生最初交往便得来的印象。根据胡适之先生的公开资料而在事后看来，鲁迅先生的眼睛是独有的，也是有毒的。
鲁迅先生还看过郭沫若先生的相，认为他会投机。事后诸葛亮地予以印证，准。『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
鲁迅先生眼毒，一眼看穿一个人的面目；鲁迅先生文笔好，善于白描，几笔就刻画得淋漓至尽，无处遁形。于是有些人就受不了，以为鲁迅先生刻薄，更有甚者，说他骂人。持这种看法和说法的人，肯定是没读过鲁迅先生全集的。自汉朝文学融合《诗经》典雅之则和《楚辞》绮丽之风，魏晋风度转成优美之格。鲁迅先生的文笔，上承魏晋风度，轻重有节，缓急有度。在我的印象里，鲁迅先生只在两篇文章里动了真气，一是在《我还不能“带住”》里，指斥陈西滢等正人君子『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另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里，鲁迅先生声色俱厉：『魏君以为中国已经光明了些，青年的学生们对着旧日的优伶宣战了，这诚然是一个进步……何以如此奚落爱罗先珂君失明的不幸呢？……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绝大部分文章里，鲁迅先生的语感是和缓的，甚至有人称他的文章『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那为什么总有人说鲁迅先生好骂人呢？第四卷第八十九期《现代评论》上，请看涵庐先生写的《闲话》，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鲁迅先生背了好骂人的恶名，原来真实的原因不过是有些人做了该骂的事，心里藏了该骂的鬼，所以处处畏惧鲁迅先生的直笔，进而污蔑鲁迅先生『骂人』。『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鲁迅先生写道：『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鲁迅先生生时，为此卑劣的谣言而悲愤。鲁迅先生殁后，信谣传谣的卑劣之徒日渐其众，惜乎鲁迅先生不能挥笔于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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