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死了”吗？——关于“文学与作者”的对话

　编者按：在这个“人人为作者”，创作变得日趋复杂、多元化、充满交互性的时代，“作者已死”的论断似乎越来越深入人心。那么，作者真的死了吗？今天的文学研究还需要关注作者吗？作者、文本、世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日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北京外研书店举办“文学与作者”座谈会暨《作者》新书首发式。《作者》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刁克利教授，特邀嘉宾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与读者畅谈了“文学与作者”的方方面面。


左起为：刁克利、张剑、郭英剑

---------------

“作者死了”吗？

——关于“文学与作者”的对话（上）

　　“作者”是什么？作者研究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

　　郭英剑：在英文中，有两个词可以表达作者，一个是author，一个是writer。我们更愿意把前者翻译为“作者”，而认为后者指“作家”。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这两者的不同，是因为“作者”将我们平时认为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作家”还原成了写作者，还原到了人。这样，作者就离我们不再遥远。“作者”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身份或职业的定位，而是物质化文本的创作者，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同时，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作者”其实还是一个创作者，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创作者。换句话说，这和现在大家常说的“码字的人”不同。“码字的人”这个说法大概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王朔开始的，现在有些作家常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我觉得无论作家再怎么说自己是码字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一点：所有的作家，或者说所有的作者，都要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被称为作家或作者。刁克利老师的《作者》一书便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思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作家和作者。

　　刁克利：谢谢郭老师。我在《作者》的开篇就提到，我们读一本书，自然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作者是谁？他/她为何写作？何以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成为作者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基于我对文学理论现状的观察，作者研究在当代文学理论中是缺失的。缺失的表现为，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上的论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本分析、作品阐释，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很少，关于文学理论中作者理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导致作者研究缺失的原因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具体来说，可追溯至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那么，《作者之死》的观点为何能够影响这么大？这又可以追溯至之前的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比形式主义更早的“上帝之死”，乃至再早的工业革命之后人与物的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作者研究？作者研究意味着什么？

　　第一，我们需要改变已有的文学观念，改变文学研究的观念。我们应认识到，作者是文学发生发展的源头。没有作者，文学创作从何而来？作品如何出现？文学现象如何产生？所以，作者是文学的源头，是作品的创造者。这和日出日落一样，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只不过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我们缺乏这样的理论建构，也缺乏这样的批评实践。

　　第二，我们需要整合作者研究资源。如果改变观念、向前追溯，我们会发现，自古希腊以来，作者研究的理论资源非常丰富。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锡德尼、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人的作者理论，这些是文论家的作者理论研究；再比如灵感、天才、净化、判断力、崇高、游戏、欲望、集体无意识等等，这是“作者+核心术语”的研究思路；此外，还有“文学理论流派+作者理论”的研究，比如古典主义作者理论、浪漫主义作者理论、形式主义作者理论、后现代作者理论等；还有一种研究是“时间段+作者理论”，比如中世纪作者理论、文艺复兴作者理论、工业革命时期作者理论，网络时代作者理论、人工智能时代作者理论等等。另外还可以拓展作者研究的边界，譬如“作者与传统”“作者与时代”“作者与地域”“作者与市场”“作者与伦理”“作者与环境”“作者与自然”“作者与族裔”“作者与性别”等都很有意思，也都已有很多成果可以整理，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进入这些话题的视角。我自己提出了作者生态研究，即研究作者的生成、角色、创作和接受。近年来新兴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创意写作研究，为推进作者的写作水平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在整合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再提出重建作者，完善文学研究的版图，这是第三点。重建作者，首先需要重申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作者与文本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应该共生共存，相得益彰，相映成辉。其次，需要重申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作者写作时不可能不考虑读者，读者阅读时不可能看不到作者，所以我们要有二者相互融合的意识。此外，还需重申作者与人的关系。作者在文学理论当中的起落沉浮代表着人的主体性在历史长河中的起落沉浮。《作者之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的排斥，作者的危机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危机。

　　第四，除了重建作者，我们还需要弥合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分离。作者不看文学理论，这并非是个秘密；研究文学的人对作者的创作了解不多，甚至对作品读得不细，这也是常见的现象。那么文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文学的创作？作者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张剑：从古到今，人们对作者的认识一直在转变。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从神到人的过程，或者说从神人到凡人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是作者走下神坛的过程。《作者》一书就对作者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如果想要了解作者在西方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人们怎样看待作者，看了这本书就清楚了。该书的结论是，虽然作者在当代曾被人宣告死亡，但是还会重生。那么到底作者会不会重生？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探讨作者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后结构主义时代，人们对人的能动性普遍表示怀疑。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凸显了意识形态对于个人能动性的控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观点和主张，看上去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产生的。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个人能动性，只是在他那里，人的能动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再比如心理分析，我们总会觉得一个人所说的话都是他/她的所思所想，代表个人的观点，但弗洛伊德会告诉你，很多东西其实你自己是意识不到的。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由三部分构成，即自我、本我、超我。本我相当于潜意识或无意识。人的很多行为和主张，其实受到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但我们自己意识不到，那么人的自我能动性有多少？这些都是我们在20世纪经历了这么多理论之后，对人的作用、人的能动性产生的重要认识。后结构主义认为，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动性。你觉得你是在创作，但实际上你首先得依赖语言。这个语言是你发明的吗？语言不是你发明的。你从小通过学习进入了这一套语言系统，而这套语言系统有自身的逻辑，你要是不按照这套逻辑去思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思想。那么到底是你在表达，还是语言在表达？所以，人的能动性无论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在理论中都降低了。随着人的能动性降低，作者的作用也逐渐被人们所忽视。

　　在这里，我又想到T. S. 艾略特（T. S. Eliot）。他有一篇文章叫《传统与个人天赋》（“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作品是独立的，是不受作者控制的。一旦作者完成了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独立了，是“自为”的存在。任何作品都是非个性化（impersonal）的，所以不要到作品中找“我”，因为找不到，也没有。不过，作品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作者写作时，脑中不可能是一片空白，他/她的心里装着过去的作家。这些过去的作家对他/她产生了诸多影响，包括语言、风格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新的作品都是来自一个传统，完全新的东西可能是不存在的。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表明，作品和传统的关系远比它和作者的关系重要。艾略特的文章还是比较传统的分析，和后结构、后现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降低了作者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作者不见得是作品的唯一创作者，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参与作品的创作。那么，面对这些理论，我们还能不能期待作者的重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刁克利：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如果作者指的是文本外的作家或写作者，这个概念是不可能死去的，死去的只会是具体的作者个人，这时，作者之死是作者作为个体生命的死亡。而作者，只要文学存在，就不会死亡。但作者地位的下降跟人的主体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作者的重生是指，在这样一个不完整的文学理论版图当中，在这个作者研究缺失的时代，我们希望作者能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期待作者像过去那样辉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人写作的时代，一个写作日常化的时代。作者重生的必要性在于，即使是这样，还是要期待作者重振旗鼓，期待文学研究中的作者研究能够对文学产生推动力。不管这会不会发生，我们期待着它发生，毕竟文学本身是理想化的，是对理想的书写。在当下语境中，作者的重生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对文学来说，这种理想是必要的。

　　在后现代语境下，应该如何处理作者、作品、读者的关系，既实现重申作者地位，又不影响文本的开放和阐释的自由？

　　张剑：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的前言中提到，文学研究有四要素——作品（work）、作者（artist）、世界（universe）、读者（audience）。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读者是作品的接收者，世界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从这四个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去研究任何文学作品。艾布拉姆斯认为，这四要素在不同时期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注重世界，觉得作品是反映世界、反映现实的，这就是摹仿论（mimetic theory）。之后，人们开始注重读者，注重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如作品要有道德教化、培养人才的功用，这就是功用论（pragmatic theory）。到了19世纪，人们又对作者比较重视，文学研究多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把作品看成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露，这就是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y）。再到20世纪，即艾布拉姆斯生活的时代，人们又比较注重文学文本本身，注重文本形式，这便是本体论（objective theory）。从这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出发，都可以形成一个视角。我觉得作者作为这四要素中的一个，永远不会离开文学研究的视域。虽然很多理论家说作者已经死了，我们可以不考虑作者，只研究作品本身或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但我觉得，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可以做的，或者如《作者》一书做的，就是把作者重新带回来，带回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让我们看到作者。如果大家都忽视作者，不提作者，不谈作者，那么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作者回归，让大家再次看到作者，看到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刁克利：大家都知道，《作者之死》这篇论文旨在敞开阅读，带来阐释的自由。读者可以自由地进行阐释，这样就会给文本带来多义性，同时也可能阐释过度、阐释无效，没有一个标准。文中提出，文本狂欢，作者就要死去。这篇论文的篇幅不长，只有六七段。到现在，反驳它的论文不少，但影响力很难和它相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者自诞生之始，就引发了诸多争议。古典时期，柏拉图的诗论中便有丰富的作者理论，有深刻的启示，但也有巨大的矛盾，亚里士多德针对这些矛盾和启发进行了辩驳和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森和锡德尼曾关于诗之功用或者作者之功用展开论战。浪漫主义时期，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皮科克与雪莱就诗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产生了分歧。所以说，对作者的质疑一直存在，《作者之死》的出现不足为奇。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再到“作者之死”，这是早晚的事情，只不过是到了六十年代，巴特在当时语境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并明确提了出来。

　　然而，关于柏拉图诗论中的矛盾，亚里士多德可以一一化解；关于高森对诗人的责难，锡德尼可以有力反驳；关于皮科克对诗人的批评，雪莱可以愤怒回击；但是对于《作者之死》，反对的声音非常微弱。对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人本中心还是文本中心？这个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文学当然是研究人的，当然是人本中心。但是，文学研究的现状是文本中心的。文本中心论是《作者之死》的核心理念，所以突围作者之死，在于超越其文本中心论。那么这里有一个思辨的问题：文本中心论与作者中心论是否必须你死我活，相互替代？或者说，是否如巴特所说，读者的诞生需要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的存在真的会给作品带来权威的意义，影响读者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吗？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作者中心论是必须的，没有作者，哪来的作品？从作品接受的角度来说，文本中心论是适宜的。如果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二者皆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可以共生，作者和文本可以共存。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学观念。没有改变观念，就无法继续我们的讨论。

　　随着网络与自媒体的普及，几乎人人都可以写作、发表、评论，这一现象对于作者研究有什么意义或影响？

　　刁克利：这其实是作者研究的最新内容——网络时代的作者，其写作方式、发表方式、身份等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我在《成为作家》的译序中提出：“作家是可以培养的”。我201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家可以培养，写作人人可为》。几个月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大众写作时代的表征与影响”。现在就是一个大众写作的时代。如今发表的便利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可以评论别人写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文本共生关系。作者影响读者，读者的评论会反过来影响作者，文本的发表与接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生态。在这种环境中，读者阅读品味的提高，可以推动作者的写作水平。而作者如能维持高水平的写作，也将增加文学的吸引力，提升读者的鉴赏力，那将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生态。这就是网络写作时代的有趣之处：每个人都能推动文学的发生、发展、提升，也能拉低它的水准，这就看大家怎么选择。时代阅读风尚和读者鉴赏能力的提升，是当下文学教育对大家的期望。文学环境更好，读者更有水平，作者有更大的动力，这样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研究网络时代的作者。人工智能时代的作者也是一个新课题。

　　郭英剑：我对作者和文学创作在今天的状态有三点认识。第一点是，今天是一个人人写作的时代，是一个人人是作者、人人可以当作家的时代。我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社交媒体急剧发达，人人都需要表达，可以表达，也离不开表达。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递进的关系。首要的是人人可以写作，这点与过去极为不同。在过去，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写作。但今天是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其实不用高等教育，哪怕是上过小学的人都可以写作，由此我们进入到人人是作者的时代。什么叫人人是作者？今天，我们有太多可以传递个人思想情感的媒介，比如微信、微博。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表达，而且是公开地表达。我们在微信上发布的东西全都是公开的写作，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私人朋友圈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写作当作职业或是职业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人可以写作，人人可以成为作者。

　　第二个认识是，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难以诞生经典的时代。为什么说今天难以诞生经典？因为我们写得太快了，表达得太快了，我们已经不在乎作品的悠久性和传承性了。我们在乎的是表达，是尽快产生效果。今天的快餐文学、快餐文化在消费我们对文学的耐心和信仰。我估计读文学作品的人都没有看影视作品的人多，因为我们觉得看书太累了，看影视作品则要简单得多。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不是只有中国才这样。这使我们变得没有耐心去思考那些更深远的问题。对此，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什么可以流芳百世？最终还是好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我经常说一句话：“好书太多，人生太短，要读经典。”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生真是太短了，千万别把短暂人生的美好时光浪费在那些不值得一读的书上。太可惜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就提出哈佛大学的学生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他讲得很清楚，要读经典，于是出版了一套“哈佛经典”丛书（Harvard Classics）。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应该去读经典的时代。

　　第三个认识是，我认为读者的存在是值得作者考虑的。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今天的读者就是作者的衣食父母。和过去不同，今天的读者对于作者来说是带有巨大挑战性的存在，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读者都已成为专业读者（professional reader），比如大学生、研究生。也就是说，今天的读者是非常挑剔的。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读者既可以是专业的读者，也可以是作者——读者与作者的身份其实很容易转化。一个读者只要愿意写作，他/她就可以转化为作者。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如果大家有兴趣、有信心，我希望大家能够拿起笔，成为一个作者。

　　总结一下，我想表达以下三点：第一，今天是一个人人写作、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的时代。第二，作为读者，读书要读经典；作为作者，要将自己的才华用于经典的创作。第三，希望大家都能拿起笔来，让这个时代真正成为一个人人写作的时代。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19年8月7日第1252期“国际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