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文坛，人们常常把文学乱象归咎于批评的不尽责，把文学批评搞成文学表扬；但如果有人不讲情面真批评起来，又会有人按捺不住，回馈以“酷评”之名。分析起来，批评本身的问题在于，评论家大都学乖了，在各种作品研讨会上，评论者都甘之如饴地充当“好好先生”，多栽花或只栽花，少拔刺或不拔刺。他们认为，得罪人的事不好做，惹得被批评者怨恨不说，还可能失去诸多好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大家都在热烈呼唤批评，但动起笔来还是习惯于表扬。
在汗牛充栋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我们很少见到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文本出现，大多呈现二元对立思维特征，要么捧上天，要么贬入地，这已成为“中国式批评”的常规态势。而真正客观的批评绝对不该是这样的，应履行鲁迅先生“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教诲，向批评家别林斯基学习，进行捍卫真理、坚守初心的批评。此间，言者立其诚乃是根本。
如今，文学批评价值坚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用科学理论、独立见解，引领读者受众，使他们形成理性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别林斯基应该成为批评家的榜样，在他眼里没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讨论的，无论作家社会地位有多高，也无论作品享有怎样的美誉。
别林斯基批评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说它是“最可怜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气地否定杰尔查文的文学成就，认为“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他批评以“俄国的伏尔泰”自居的苏马罗科夫，说“他的全部艺术活动，不过是可怜亦复可笑的装腔作势而已”。他批评卡拉姆辛，认为其作品的缺点“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远没有丈夫气概的对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辩家的夸夸其谈”；他批评玛尔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没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学、任何戏剧性；结果，小说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们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差别仅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复着自己”。
反观当下中国文坛，许多批评家做不到如此。何故？
这是一个看似复杂其实简单的斯芬克斯之谜。
如今，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不仅是规模上不对等，更有观念上的不对等。传统时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们，批评的方式依旧赓续着传统，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发展，这样的批评思维方式就显得特别尴尬，对作家尤其是新媒体作家几乎没有影响力。在面对新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作品时，往往会捉襟见肘。显然，新的文学批评家群体并没有出现。有鉴于此，重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很有必要。批评家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观念方法、工具技术要有所把握，还要对当下文学批评环境、制度、伦理等有所把握。但最重要的是，批评家作为文学评判者，要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还有一个关键点需要强调，即文学批评的标准必须明确。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种批评标准，乃是有史以来人类文化发展积淀下来的恒定价值抉择的结果；既是对批评家的基本要求，也是评价文学批评好坏的根本尺度。说具体点，要把文学批评文章写好，就要努力做到不发空论，不立虚言，体现出文学批评求真、向善、寻美的初心，彰显批评家的崇高个性与良知风骨。文学批评必须具备四个意识：一是主体意识，即文学批评集成要素及范式建构要服从主体论述问题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包括开放批评的思想学术空间和批评范式建构的思维跨界；三是方法意识，即善于围绕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各种问题，借鉴吸收各种方法和经验；四是超验意识，即通过审思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者的价值观念，以预测和把控文学创作的未来。
要彻底破解文学批评的斯芬克斯之谜，建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科学有效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较大，“用西方人思维剪裁中国人审美”带来的后果，每个文学中人都看得真切。正因如此，新时代中国文学批评有必要重构理论观念体系，一方面继续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论体系之精华，一方面从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成果中生发出新的东西，使我们的文学批评真正摆脱尴尬，走出迷茫，行进在健康发展的现代征程上。
来源：河北日报,文/周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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