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各科兼职写手 稿费周结
关于“写作是否可教”,国内一直有不少争议,尽管早在1897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就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课,至今全世界已有几百所大学设立创意写作项目,而且确实培养出了一批“科班出身”的作家,比如当今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麦克尤恩,以及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哈金等。在复旦大学设有写作课程的作家王安忆说:“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但她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可教”的,比如故事、情节和文字,这些都在“人力可为的范围”。

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实践”是复旦大学MFA学员的必修课,这门课的任务是写一个虚构的故事——王安忆常常批评西方小说越来越轻视故事。开课前的假期,王安忆会先指定一个地方,要求选课学生实地探访。这些地方大都很有来历:由厂房改造的“田子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的“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福州路旧书店、鲁迅纪念馆……她要求学生以当地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先写出开头,拿到课上讨论,回去修改和续写,下次课再讨论。如此周而复始,尽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讨论环节通常以王安忆的“质疑”开始:这个开头有没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如果有,你要怎样选择和利用这些可能?如果没有,可以增加哪些资源?用王安忆的话说,这叫“无中生有”“无端生是非”,就“像万花筒,略一转动,百花盛开;再一转动,千树万树;再再转动,繁花生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很多初学者,往往在写作前先有了一个想要表达的“理念”,这个理念通常还很大,比如生命的意义,比如工业文明对人的压迫。但抽象的理念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壳”——也就是故事——来包裹它。但这些写作者往往特别急于表达,迫不及待要和读者分享他们头脑中的睿智,于是故事每每被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王安忆的做法是让这类学员先把自己的想法放一放,她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描述自己的家乡、回忆成长的经历,通过一问一答,帮他们从切身的经验里找素材。学员们很快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可供利用的资源。他们利用假期回到老家调研,采访当事人,编写年谱,查阅地方志,绘制地图……在王安忆的引导下,学员们学到的第一招就是从自己的经验里钩沉写作的材料。

故事的开展则需要依托人物。学生作业里每出现一个人物,王安忆都会巨细靡遗地询问细节:年龄、性别、长相、职业、婚姻、性格、成长环境……就好像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着的,学生常常被问到哑口无言。在王安忆看来,作者应该对人物的底细了然于胸故事方能自如开展,而且人物的每个细节都可能左右故事的走向。但她很少主动告诉学生,应该赋予人物怎样的特征才能“生长”出故事,她只是不断地提问,很多学生挡不了三回合就败下阵来,课堂里因此会有那么几分“硝烟味”。但正是在和专业作家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中,学员们笔下的人物才从一个个粗胚变得眉目清晰,就像一张张人像底片,在反复的漂洗中逐渐显影。所以选课学生的另一门功课,是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写“前史”,有了合理的“前史”,人物才会有故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王安忆一步一步把学生“推”向故事的起点,也“推”向写作能力的极限。

王安忆布置的题目看似宽松:只限定地点,情节任你调遣。于是学员们笔下的“田子坊”“老场坊”便上演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爱恨离别。但这些事件为什么“必须”发生在“田子坊”“老场坊”呢?当王安忆指出这一点时,学员们才意识到:原来,这道命题作文暗含了一个限制——故事情节应当和场景有所关联。“田子坊”是由六家弄堂工厂的厂房改造成的,空间逼仄,道路狭窄,于是有学员设计了一场火灾;“老场坊”原先是大型宰牛场,内里遍布“牛道”,迂回曲折,宛如迷宫,于是有学员让他的人物在那里玩起了捉迷藏……情节一旦与场景耦合,他们就会发现,场景的设定既是一种限制,也为情节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王安忆说:“小说的想象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普遍规律,要合理合法。所以,这想象力又可称作是对现实逻辑的推理。”在我的观察里,学员们关于这“小说的想象力”常常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摆脱他们可及的日常经验,写暴力,写凶杀;甚至完全脱离现实,写穿越,写玄幻。他们以为超越现实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情节。对于这种倾向,王安忆会举一个例子:古代神魔小说里,神仙可以上天入地,但必定乘风驾云,连无所不能的孙悟空都要踩着筋斗云——而小说要写的,就是这朵云。现实世界有现成的逻辑,基于这现成的逻辑,情节的推展往往水到渠成;而在超现实世界里,写作者要人为赋予一套严密的世界观,其中的逻辑必得无懈可击才能服人,那简直需要上帝般的创世能力!可是,当学员们回归日常经验,选择熟悉的人物或事件作为小说原型时,又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每当王安忆质疑某个情节不合理,学员的回应往往是“现实里就是这样的”。他们分不清小说、现实和逻辑的关系。现实包含了逻辑,却也常常溢出逻辑的范围,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而小说,恰恰是要从杂芜的现实里提取出那“普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小说要比现实更符合逻辑。

从十年来的实践看,小说写作课的效果是相当理想的,这首先归功于王安忆非凡的讲授能力。我在复旦的十几年里,听过不少国内外作家的演讲,没有谁能像王安忆那样,将围在文学创作周围的神秘主义藩篱拔除得这样干净,把小说的“物理规律”归纳得这样清晰。她常常把自己的写作比作“笨拙的手艺活”。作为一个“头戴光环”的作家,这种自我解剖式的祛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气。她从自己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炼出关于小说的理论质素,用最平实的语言教给学生。比起创作,我想这种能力才是教不来也学不会的。

复旦大学另一位老师王宏图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深以为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快退休的知识分子说,自己这些年积累了多少素材,准备以后写本小说。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谁准备退休后写几支曲子、画几幅油画——“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侮辱!”来源:文汇报 | 陶磊(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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