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

开此贴，想真正的让大家了解明朝，一个被后朝史书抹黑无数的明朝，明朝 无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岁币，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   清朝修史书《明史》中评价明朝是“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当代 大学生 ，不了解多少历史，怎能算大学生，活着醉生梦死，只关心什么歌星了 ，好声音了，小爸爸之类的，或者上网玩LOL，怎平时在贴吧里聊个妹子 ，能对得起这大学四年？

多整点  好了解历史

了解 历史才能，明视当代，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更！

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此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人口不包括女性、儿童以及一些特殊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22p3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23

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二、（私营）工商业的巨大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明朝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却不断委琐。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24

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得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商业研究论文非常多，下面仅作简单的列举。

1.采矿冶金业“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25p178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26

实际上表中所列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计算得出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2亿7362万斤左右，约为16万2550吨。“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
钢铁产量历来是重工业的重大指标，本朝太祖甚至提过发展工业“以钢为纲”，而满清却以种种借口来压制金属的生产。满清几代皇帝对此都是指示明确，不仅是严禁开矿，已有的矿厂也要用重税来加以控制。
对于民营采矿的发展，吴承明说：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25p175

“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26

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25p175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

煤矿开采：
“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暴动的局面。”
2.盐业“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28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29
3.制瓷业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28
4.纺织业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三、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明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朱元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主张“农为固本”，37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统治者也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38。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逐渐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商人对国家权力影响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由于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东林党是明末统治集团中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政策的政治集团。其首领人物顾宪成就是商人家庭出身。
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也越来越突出。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39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