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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上,中国被叫做“基建狂魔”,公路、铁路、大桥建设四通八达,中国高铁更是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名片”,各种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向世界。但是软实上,怎样掌握文化话语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怎样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以说在精神上的很多层面,我们还留有被西方殖民的浓重痕迹。
西方话语为何如此强大和具备全球号召力?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如果纯粹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曲解。郑永年说,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而是使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更好。如果像现在的台湾,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模样,只会越变越糟糕。

在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郑永年指出,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内核并不是GDP有多少,而在于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用中国自己文明的观念来看中国未来的话,远远要比西方理论预测中国的未来好得多。以下内容整理自5月21日郑永年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的部分实录,凤凰网文化独家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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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走出去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

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西方发起的,但我认为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是和讲中国故事有关联,是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的,而不是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这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并不是说西方CNN、BBC有什么高超的技术手段,中国今天的技术手段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西方媒体的强大因为它背后有个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媒体做起来会非常吃力。

我们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同情你,一走出去人家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很麻烦。这可能有方式的问题,可能背后也有知识体系的问题。我一直对中国知识界很苛刻和批评,我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是西方的思想的被殖民者,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自信,不说近代,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个辉煌的成就,是大家公开承认的世界经济的奇迹;脱贫,短短40年7亿人口脱贫,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自己觉得,是没有这个思想体系。

西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是曲解

西方理论解释西方非常好,因为社会科学,就是社会first,科学second,所以,他们的科学理论解释他们的社会很好。但西方的东西用到中国很难。

近代以来,所谓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进来,我们想学西方,来解释中国,但这到底是对中国的解释,还是对中国的曲解,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举例,马克思把社会发展分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当然,按照他的这个逻辑,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

近代以来,很多人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来,有的人就很疯狂,要在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加上奴隶社会阶段,但中国从来找不到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没有经历过。有人说汉朝有些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就像今天的佣人一样,即使对佣人,中国和西方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佣人做着变成家里的一部分,西方没有佣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在以前是找不到的。再说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封建制了。

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知道,中国50年代经历了很长时间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最近人民出版社出了很多这样的书。我一直就想不清楚,如果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经济,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为什么不说唐宋而说明清呢?这也是西方的视角,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大陆发现就是从明朝开始,所以,我们就想西方有这个东西我们也找过来,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到现在都解释不通。这样的例子很多,太多了。

所以,我就一直怀疑,顾颉刚有个“疑史”,怀疑中国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现在没有很多时间做,如果做的话会是一个大的工程。这对中国自己很重要,怎么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年去看西方,其中有一本《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花了很多年,首先从西方怎么看中国,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我有个重大的发现,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很有意思。
中国没有的贵族,包括没有私有产权,自由派、左右派学者都是一样,受西方的影响。西方用这个来解释中国,这行不通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

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误解中国最深的都是德国人

西方认识中国从古希腊就开始了,那时候东西方之间有没有沟通?可能有一点,但不深。希腊东边就是波斯,离他们最近的亚洲是近东,稍微远一点的叫中东,我们就叫远东。所以,古希腊也产生一个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有一个词叫Orientalism(东方主义)。慢慢到了17世纪、18世纪,西方有启蒙运动了,又讲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

现在西方各种各样、不下十几种版本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的权威主义),西方理解中国只有这一个模式,就叫Oriental despotism,没有第二个或其他的变种,并且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我认为,这也难怪西方,因为他们只能以他们的文化,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不能怪西方。

其实对中国误解最深的是德国人,第一个是黑格尔,黑格尔就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他认为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变化。西方有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主产生以后确实有变化。他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是凝固的。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的角度,西方的新教伦理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50年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为什么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卡尔·魏特夫的《水利社会》。所以,西方看中国最深的就是德国人,误解最深的也是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几位德国人。但我认为很难怪他们。

中国经济体制从汉朝到现在一以贯之,是非常好的体制

西方把中国看成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有说到,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中国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体制,至少有三个市场或三层资本。顶层的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中间层面叫Middle ground state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几千年都是这样,从汉朝就开始,以前国家一定要基于垄断主导地位,就是某些经济领域国家一定要控制,但大量的东西要放在民间,这是儒家的思想。中间的层次,比如盐、铁即使对国家很重要,也要私人去做。为什么近代官督商办?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第三层底层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在这一层,像深圳、浙江,大量都是第三层的资本,但是这一层如果做大了,到一定程度它需要国家,做大了国家也需要它,因为不放心它。

中国怎么来重建这个中间层,以前说盐商、盐铁,我看到有材料,江苏30万人规模的盐商业,国家任命的干部3000人,很少了。官督商办,就是你完全是非市场运行,新加坡也是这样。我理解现在只是从以前的共同经济体转向正常经济体的一个过程,以前也有过,王莽改革以后一段时间有调整,王安石改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有调整,现在毛泽东改革以后的调整时期,这些产权要明确,明确该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所以,第一层和第二层一定要处理好,第一层和第三层我并不认为有很深的矛盾。

中国那么长的历史,有4个时期走了极端化,国家主义化,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第一是王莽改革,第二是王安石,第三是朱元璋,第四是毛泽东,几千年这4个时期,国家在市场之间,政府和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除了这4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都是相对平衡的,当然,国家还是要控制市场。所以西方叫《State in market》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则,中国是“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市场要服从政府规则。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在春秋,让年轻人把《管子》思想数学化

现在林毅夫先生做的新结构主义,说是中国的经济学。我认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里面有怎么治理经济。要解释中国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只有管子能解释,西方解释不了,西方讲Supply and demand(供需),供需里主要是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政府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管子中国不叫Supply and demand ,而是轻重,轻重的角色是政府。

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读《管子》,解释能力非常强,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都要强。《管子》一段一段的,不是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更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管子的思想数学化、公式化,我想这是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科学、经济学巨大贡献,因为有几千年历史经验,不中断的经验,要收集一些小故事也是很多的。

所以,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像西方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是这三层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个制度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和西方state in market 相比,效率差一点,也会失衡,完全到国家占主导地位时也会失衡,市场地位就没有了。比起西方的话,好处是可以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会爆发出来,30年代,1997年、1998年,2007年、2008年,中国过去40年基本没有危机,和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和这个机制有关系,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调控能力。

西方现在有两个调整手段,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当货币政策利率趋于零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作用,现在QE量化宽松,我想提一下,量化宽松最早使用的是管子,怎么样利用货币供应量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在使用了,不仅仅是在按揭,只是规模可能小一点。

中国,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但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的调节,所以,我认为以后的经济会越来越波动,中国怎么弄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几千年就是这样。

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东西每个时代都在变化,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就像改革开放40年一直在变化,但这三个成分要回到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也是不可能,因为几千年历史都已经证明了,完全要国家主导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怎么样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就是中国吻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中国特色三权分工,生命力强大;台湾刻意模仿西方,越变越糟

说到中国的政治体系,这次修宪了以后,大家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我们就采取鸵鸟政策,其实也是可以从历史上看的。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

现在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因为西方基本是多元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多党制,所以衍生了分权制和三权。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也有三权分工合作,中国的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这个三权是从汉朝建立起来的,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当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包括不同的朝代,人种也都发生了变化,汉族不再是个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哪些没有变化呢?政治、经济没有变化,只是每个阶段有要的变动。

孙中三时期除了西方的三权分立,认为中国的两权也非常好,考试权和监察权找出来,变成五权宪法,这蛮有意思的。但我认为孙中山基本是理论家,没有什么实践。从台湾的视角来看,这五权宪法,要么这两个体系是完全不同的逻辑,要么是西方的三权,要么中国的三权,把两个都加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台湾现在基本是三权的体制,考试权基本已经没有了,监察院他们还在,但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边缘化了。
80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当时还是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党政分开。为什么十九大要维护“三合一”制度?就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一个人担任,党政分开实际已经否定了。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媒体报道得很少,好像没什么研究,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述。
更早的时候,他和基辛格的人员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是要做党政一体的,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传统几千年都是皇权,皇权怎样做到有效率的政府?内部三权把这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一是决策,二是执行,三是监察。这是汉制,汉制确认完了以后一直到晚清。西方我们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因为他有不同的社会力量,因为西方是城市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所以,西方是一个国家可以由几个政治国家,所以有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这样。   

未来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现在还真是不够自信,中国几千年的经验太多,我的看法,我们要向西方学,我们向西方学的目的并不是变成西方那样,是使得我们这个制度更好,就算变成西方你也很难变。台湾现在一直刻意地变成西方,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80年代曾经试过,但80年代末期放弃了,现在哪怕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它的政治性,现在新时期改革把党政一体化,党政联动起来。所以,这次的两会,十九大把党政放在一起改革了,因为以前是党政分开的思路,所以党不改一直在改政府这一块,现在真正要改的话,要把党政两块联动一起考虑,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民主化就是改革。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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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高斌  入门作家 | 2018-6-11 18:14:10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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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高斌  入门作家 | 2018-6-11 18:15:35
那些靠翻译外国的什么成功学的,纯粹在戕害年轻人,中国的成功学,可能是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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