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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一宗盗窃案,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走上了追捕之路,他的人生轨迹全然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杰出”嫌犯——姚斌彬、许文革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三十年的时间跨度,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作家石一枫的小说《借命而生》,这个跨越三十年的关于追捕的故事一改他之前的创作风格,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6月8日,《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西湖》五大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就《借命而生》与作者石一枫进行对话,他们梳理了石一枫的创作道路,并以此推及到文学和社会。
石一枫谈道,最开始写《借命而生》是想解决自己写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像有的男作家写女的都不像,女作家写男的都不像,石一枫说自己有一个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必须得通过“我”盲目式的写,由“我”去看别人,《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我”是那种权威主义者,有一点文人气息,这样可以让小说更复杂一点。“所以写《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写一个第三人称,写一个跟我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因为陈金芳、安小男里面都有一个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环境相对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识分子文化混混这种人,然后通过一个桥梁过去,去找与我不重合的人。《借命而生》全是与我不重合的人。我是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
施占军:光天化日下的蝉噪与暗夜长出的翅膀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石一枫,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蝉噪,在日常读书思考的过程中,他的成长可以说是在暗夜里面长出的翅膀。”
施战军对石一枫的创作脉络进行了梳理,他谈道:“《红旗下的果儿》和《节节最爱声光电》,写的真是热闹又伤感。《节节最爱声光电》写的是大院的故事,写一代人遭遇的各种各样的事。后来我发现他一点点的在转,那个时候他写少女、写20岁左右30岁以下的女性,写得特别疯狂,特别用心,形象都特别鲜明,后来慢慢的开始往年龄大了写。《特别能战斗》的那个北京大妈苗秀华,《心灵外史》里的大姨妈,开始往老年女性上用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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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

“石一枫有一个特点,写男人基本都是不争气的,女人几乎个个强有力,她们是可以打拼出来、可以继续奋斗的,男的基本上都衰掉了。但是他写的不是他们的失败,却是写怎么能把一个人的劲破了,新的劲又长出来的过程。比如《恋恋北京》里的赵晓提那个人物。”施战军说。
《借命而生》中有一个关键点是《刑法》的修改,“法律变了之后,石一枫写出那种生活变着法儿的弄人的感觉。他对人的那种心疼和体贴是非常令人省悟的,所以他的关键词应该是在‘生’上。生活的具体性上来讲是生路,人怎么找到他的生路的故事,同时还要有生命的价值。”施战军说。
宏大的主题与写作的微妙
程永新认为,石一枫的小说中都是关于资本、阶层、非法集资、信仰等宏大的主题,而他写作时又常贴合着人物以很朴素的笔法来写作,如《地球之眼》写星罗密布的监控之下人没有隐私,《借命而生》写法律和社会中人的命运。“石一枫是没有可能成为冯唐那种男神路线的作家了,他一步步地朝着陈忠实这样一批传统又脚踏实地的写作走去。”
关于写作,程永新认为“一个年轻作家不要那么快的形成一种风格”,他也谈道:“写作一来要贴着人物写注意细节,另外就是对于大的命题有关注。石一枫抓社会生活非常敏感的点就抓得很准确,就像一个现实主义的点穴师。像非法集资、像传销,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出现,我有的时候想为什么其他作家不会去写这些题材,可能他们也写。只是没有打到七寸上。”
程永新也指出《借命而生》的写作可能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色彩和精神幻想的元素。“比如说莫言如果完全跟陈忠实一样的写法,在今天来说他就不太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到了今天,现实主义跟现代主义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陈晓明也补充道:“我20年前问一个英国的作家,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素质是什么,他说是微妙,微妙的东西才是具有艺术性的。这看似跟中国对艺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还是思想的深刻性、时代性和现实性。如果对中国的今天的现实有一种贴近人物的把握,同时又能写出微妙中的复杂性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
《十月》主编陈东捷认为:“《借命而生》是石一枫又一篇野心之作。许文革身上体现的是资本的某种当代人格,聪明进取蔑视规则,捷足先登一个时代的欲望与成功;杜湘东体现的是弱者出人头地的盼头、抗争与悲愤。石一枫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
陈东捷谈道,《十月》与《当代》是两个相比而言较为关注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杂志。“但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作品做的完全不充分,很多作家写现实写的都是已经凝固掉的现实,石一枫的长处就是抓住当下最新鲜的现实。他把很多东西随手就放在他的小说里,在其他的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很多是报告文学用非虚构的形式去处理,但是那种处理非常粗糙,或者是一种主旋律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一种反腐的处理方式,都有一种先入的观念主导着处理现实的风格。石一枫能够用人物的命运感把现实串联起来。”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有较强的寓意性,但是在《借命而生》中有了一种变化,他不再是直接面对现实来写作,而是面对人。“这里面的命运感比他之前的写作更强烈,即两个对手之间的命运感,这两个对手是互为补充的在表达。”陈东捷谈道,“《借命而生》从结构上来讲,可以更简练一点,把现实的元素和人和命运关联的不是那么紧密的地方做一点淡化的处理,小说读起来会更流畅一些。因为中间有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段现实,感觉跟人物有一点游离,但是总体来说人生的过程展现的还是很好的。”
邵燕君谈道,现实小说的困境在于现实主义本质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把握了现实之后能解决矛盾,能够有一个信念推向高潮。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现实主义小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英雄不欢乐了,我们没有能力让处于困境的英雄最后欢乐,哪怕精神层面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里都是惨淡的,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最后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借命而生》主题表面上看是姚斌彬和许文革之间的,事实上是杜湘东、姚斌彬+许文革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警察这样一个体制限制了这个人,他的生命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一个好的专业人士,另外是一个成功的概念,他的人生要突破、要精彩。杜湘东作为一个警察一直被限制在生活的局限里,这里面的微妙感就是在好警察和好人互相牵扯之间,但是没有人可以跳脱出来。杜湘东有欲望想成为一个好警察,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他跳脱不出来。”邵燕君说。
两个石一枫
《西湖》主编吴玄认为有两个“石一枫”:一个是早期的石一枫,一个是现在的石一枫。“早期的石一枫更好玩,他写《不许眨眼》,以北大为背景写三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女生出国回来后,追求她的三个男生她同时都约了见面,每个人都觉得是她单独跟自己见面,结果到了现场是三个人同时见的,然后就开始唇枪舌剑。石一枫的才华就在三个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充分的发挥出来了,那个时候的语言跟现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石一枫是唾沫横飞。”
“但是突然之间石一枫就变成一个经典作家了,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的,然后是《地球之眼》、《借命而生》。《世间已无陈金芳》发表了不久,北大著名校友孟繁华刚刚病好了复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石一枫论,有一个著名的副标题叫《当下文学的新方向》。当时老孟请我也看一看,我就跟老孟讨论,我说当下文学新方向这么大的一个方向他能扛得住吗?后来石一枫也来了,我们三个人开始谈,石一枫表示扛得住。”吴玄说。
吴玄认为石一枫的转变是从早期的王朔式对社会、对人生的冷嘲热讽戏谑的态度,到了之后悲天悯人的状态。“《借命而生》中,他塑造小警察杜湘东的故事时就怀着巨大的同情,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石一枫对当下人物形象的贡献。他为了追捕逃犯许文革,不断的往姚斌彬娘家跑,这个事情具有多重性。一个是监视想发现线索,另外他确实又是个好人,看到姚斌彬受难的娘又不断帮助她,好像就是自己的娘一样。这个人物所有的行为都有多异性,一方面显示他是个好人,一方面又显示他是一个很恶的警察,其实人家没犯什么罪,非要把人家往死里整,一定要把他抓捕回来。石一枫跟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候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像传统的19世纪的经典作家是批判性的,但石一枫把批判性抽掉了,他把社会层面的批判转成了对人性的关怀,这个转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当代》主编孔令燕表示:“《借命而生》是讲警察抓小偷的故事,外在是这个,但是包裹的内核是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这是小说的根本,怎么挖掘都不为过,而这在当下这个很多人喜欢小情绪的、小清新的、特别个人趣味的文学作品的环境中,尤为难能可贵。”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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