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青年都爱他，卡尔维诺是小资经典还是文学良心？

　　卡尔维诺无疑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小资经典”。


　　虽然大陆知识界在20世纪50年代就将卡尔维诺的作品介绍进来，但他真正产生影响，还是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作品中，小说家所着力营造的那个明亮、奇诡而又充满诗意的寓言世界，在中国的读书界逐渐成了文学趣味和品位的象征。以至于卡尔维诺这个名字几乎就成了某种文化标签，无论那些在都市街头游走的文艺青年是否真的读过卡尔维诺，他们都能够通过这个符号，迅速在茫茫人海中指认出自己的精神同类，来确认自己品位高雅、趣味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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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的作品集

　　的确，卡尔维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由于总是身处书斋，最适合自己的身体形态是一条蛇，可以整天舒舒服服地匍匐在地，把全身的重量平均地分布在整个身体上，再也不会饱受腰椎间盘突出的困扰，而且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能够进行最细微的活动，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充分地锻炼身体。如此“宅”的想象方式，显然最符合我们对寓言作家的惯常理解。所谓寓言作家，不就应该退缩在生活的角落，以冷眼旁观世间的潮起潮落，再用想象在纸上建构出一个童话般的文学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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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译林出版社在此前组织译介了卡尔维诺的大量文学作品后，在2018年又出版了他的《文学机器》《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收藏沙子的旅人》《论童话》等评论、论文、游记、访谈等的合集，使卡尔维诺笔下更多的文体能够呈现在中国读者眼前。于是，这位小说家更为丰富的思想面向，逐渐从迷雾中浮现出来。而正是在这一系列略显芜杂的论著中，卡尔维诺已经不再是一位远离现实生活的、“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


　　时间流逝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感觉和思想稳定下来，成熟起来，摆脱一切急躁或者须臾的偶然变化。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通过阅读这些合集我们会发现，卡尔维诺出生在一个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家庭，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有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战”期间，他参加游击队抗击德国纳粹，甚至连累父母被作为人质关押起来。战争结束后，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并长期为意共机关报《团结报》撰写文章。虽然因为苏联入侵匈牙利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使得卡尔维诺愤而宣布退党，但他始终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坚信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联，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艺术家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有时一个人自认不完整，只是他还年轻”——我们都是由不完整在寻找自我完整的过程：最初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自我斗争，直到最后，自我和平，这就是我们整个人生。

　　——《分成两半的子爵》

　　卡尔维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居住在巴黎，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是亲密的朋友，并受到福柯、托多罗夫、格雷马斯、拉康、德勒兹等思想家的深刻影响。他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更是被视为一部经典的后现代主义作品。这样的创作背景，会让我们觉得卡尔维诺应该也会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热衷于揭示历史、社会、现实生活的语言学本质，通过指认这些事物的建构性，否认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只要在知识和语言的层面上揭露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的虚妄性，就可以从传统的桎梏中获得解放。

　　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流长的力量，踏实，冷静。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和，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

　　——《巴黎隐士》

　　然而让我颇为吃惊的是，卡尔维诺在不少文论中，竟然委婉地批评了现代主义文学。在题为《小说中的自然与历史》的演讲稿中，卡尔维诺梳理了从19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直至当下的欧洲文学创作，认为在萨特的《恶心》、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以及米歇尔?布托尔的《变》等现代作品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物质，缺乏人类的主观意志，更丧失了改造世界的勇气。用卡尔维诺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个性的屈服，以及面对物质世界的大海和一堆杂乱而没有差别的存在时人类的意愿，其结果只能是放弃对历史发展的引领，谦卑和原模原样地接受这个世界”。显然，在这个寓言写作者心中，文学家其实并不应该对世界的变化冷眼旁观，因为“这个世界越是毫无意义和凶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是不可能置身历史之外，越是不能拒绝竭尽我们所能，为世界留下一个理智和人性化的痕迹”（《文学机器》）。


　　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看不见的城市》

　　在这里，卡尔维诺提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话题，即文学的责任。


　　在19世纪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在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中，文学从来就不是仅仅关于技艺、叙事、想象的纯粹艺术，而是始终与民族、国家、社会、传统、道德直接相关的庄严事业。在果戈理、冈察洛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几代俄罗斯作家那里，对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道德、传统等问题的严肃思考与深刻困惑，全部渗透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使得他们的笔下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冗长论辩。读者或许因为气质不合而不喜欢这些作家的风格，但却不得不敬佩他们对待文学的虔敬态度。而卡尔维诺显然更认同这一俄国传统，对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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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写作者，他将自己身处的世界区分为“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虽然长时间居住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和语言学转向的核心地带，但他并不认为那两个世界毫无关联，也否认文字世界的本源性意义。恰恰相反，卡尔维诺始终试图通过写作来沟通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在晚年发表于《纽约书评》的一篇评论中，他就明确表示，“在文字的另一面总有些东西想从沉默中走出来，通过语言来表达意义，就好像敲击着牢狱的围墙，想要挣脱束缚”，而“对一名作家来讲，真正的挑战是利用一种看似缥缈，可以产生一种幻觉的语言，来解释我们所处环境的错综复杂”（《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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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
(意) 卡尔维诺著
王建全译
译林出版社/ 2018-5

　　正是在读过这些文字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有必要重新阅读诸如《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这类作品。毕竟，卡尔维诺长期被认为是一位现代社会的寓言作家，而所谓寓言，就意味着其中一定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个是表面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故事所蕴含的教诲意义。我此前过多地沉迷在卡尔维诺讲述的那个寓言世界里，却忽略了故事背后的深意。


　　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

　　——《树上的男爵》

　　阅读了卡尔维诺在漫长的文字生涯中留下的那些时事评论、文学批评、论文、访谈、对话、游记、演讲、书信后，这位寓言作家在我心中的形象，也从最初那个“宅”在角落里的蛇，逐渐演变为一只八爪章鱼，灵活多面，能够同时从事多种工作。这似乎也是卡尔维诺对自己的定位，他甚至觉得人类的“完美的形态就应该是乌贼或者章鱼的形态，它们多样的技能对于掌握新的工作技能、新的方法非常便利……很明显，最终将是章鱼取代我们的位置：我们所创造的世界史按照它们的形象，是效仿它们；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它们。”（《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