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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失意的“暗色写作”只会让读者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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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18-11-14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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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失意的“暗色写作”只会让读者失去信任
一批青年作家近期纷纷推出新作,不少小说将文学聚光灯投向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物——无论是90后作家王占黑在短篇小说集《街道江湖》里,对水果摊贩、彩票店主、送牛奶工的精细描摹,还是石一枫在《借命而生》《心灵外史》中,从看守所民警、普通中年女性的命运轨迹透视时代变迁,无不着墨于世间常人浮沉,相当接地气。
文学评论家提醒,小人物并不容易写,要写出“小”视角的细腻丰富,和“以小见大”的透视感,对青年作家的生活洞察和叙事表达提出了挑战。评论家南帆发现,进城务工、职场焦虑、情感挣扎的题材中,众多平凡人平凡事被推至强光灯下,但一些作品陷入“失败者”雷同命运的套路化书写,流于简单复制苦难细节,却无法从零碎的生活片断向更纵深处勘测,小说人物沦为背景板式人物设置,更谈不上鲜活饱满、打动人心了。
下一个“孙少平”“香雪”在哪里?
曾几何时,路遥《平凡的世界》写活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朴素愿望,一路奋斗求索;铁凝《哦,香雪》写透了山村女孩对“最新款自动铅笔盒的渴望”,传递出改革开放初期一代人记忆中的柔软……这些小人物牵动撞击着几代人心灵,引发了情感共鸣,为当代文学长廊树起富有鲜明辨识度和精神力量的经典形象。有人呼唤:下一个“孙少平”、下一个“香雪”在哪里?
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一个故事可以被重复讲述,母题会反复书写,原型一再重现,但那些能够留存下来的书写必定携带着时代精神的印记,而不是惯性惰性下的“模式化”复制。
青年批评家岳雯观察到,有的作品写城市打拼者,但人物过于扁平化,遭遇的困境、命运的走向相当雷同,比如因父母关系破裂造成童年阴影、被情侣抛弃、家族记忆埋下仇恨等,套路痕迹明显;有的“落魄者”“游离者”,一味将自我封闭在内心世界里,看不到个体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救赎的维度缺失;有的作品夸大情节戏剧性,将精神障碍、性格偏执安置于角色身上,却逃避了对人物内在逻辑的爬梳,故事文本难以令人信服。
在评论界看来,特殊性的个人难以抵达普遍性,如果作品只落脚在非常态化个体的遭遇上,那么文学性力量就会被削弱。一味“消费落魄”,甚而“贩卖忧伤”,缺了对“疼痛”“失败”更深刻本质的反思,创作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世俗生活中的撕扯也好,锱铢必较也罢,作家需从世俗中呈现生活的多面性和可能性。以青年作家石一枫小说为例,其中涌现了众多“小字号”人物,可贵的是,他们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个体命运,更揭示了其背后运行的生活图景和社会逻辑。批评家吕永林说,这么多带“小”字的主人公接二连三出现在文本世界里,应非偶然现象,而是作家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作家让角色摆脱了“一地鸡毛”式旷日持久的悲剧宿命,而是创造出属于凡人的另类“史诗”——他们即便身处窘态,也有各自的奋斗劲头。
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理想微光照亮穿透表象
文学既指认生命的寂寥,也拥抱着生活的壮阔,对于“失败者”或“无所事事”人物的书写,本是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但文学书写日常,又不止于此,优秀作品能赋予读者灵魂上升的力量,看到凡俗人生背后的庄严和美好。
90后作家王占黑说,她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后,就一头扎进城市社区熟人社会——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协管社区杂务的保安、起早摸黑做早点的,都进入创作视野,汇成小说集《街道江湖》。评论家张新颖说,书中的“凡人英雄”,以生老病死、各自执守的方式,赋予生活的尊严和兴致、韧性和丰富,饱含了写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深刻理解。
更多青年作家挣脱了“茶杯风波”、一己喜悲,徐则臣的“城市漂泊”系列,张楚笔下的城镇青年,蔡崇达的渔村生活记忆等,都格外关注某个脆弱的瞬间,尊重人性的复杂,写出凡人生命火花的迸发。《借命而生》里的警察杜湘东、嫌犯姚斌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忍痛面对生活,坚守了人性底色的良善。“这的确是关于失败的故事,但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失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小说以破案为线索,写的却是人物的境遇与努力,避免了概念化脸谱,比“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传统叙事更加生动而平易近人。
青年作家范党辉对市井生活的人间烟火气有强烈兴趣,她在构思创作剧本《朦胧中所见的生活》时,并不刻意追求戏剧性跌宕,而是重点经营小人物之间从戒备敌意到相互体恤的情感变化,捕获角色心灵上的一束光亮。“他们或许是生活搏斗的失意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困顿与挣扎中,透着趋光向阳的本能,迸发出超乎寻常的、与命相抗的生命力。文学不止在琐碎生活上爬行,更需努力让理想的微光照亮混沌表象。”范党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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