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编辑谈写作：留一条缝，重新审视生活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文学履历中很少有能绕过《萌芽》与“新概念”的。
11月15日，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萌芽》杂志编辑、作家徐敏霞做客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第八期“名家作家谈”，以“青年写作：缝隙的价值”为题，讲述了《萌芽》的演变历程、“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由来以及“发现日常”的文学思维。本次分享由评论家、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项静主持。

《萌芽》首次转型，在缝隙中求生存
《萌芽》创刊于1956年7月。当时，在巴金的提议下，这份纯文学杂志成为许多初涉文坛的新人的平台。“它和《收获》《上海文学》这样的严肃文学杂志没有什么区别，可能仅仅是作者群体在资历上稍显稚嫩，但没有人会认为它在内容上专门面向青年人。”
徐敏霞说：“直至1995年，《萌芽》上还能看到叶兆言、陆文夫、格非、张炜、池莉、阎连科、扎西达娃、阿来、虹影、邱华栋的名字。那个时期的作者与社会变革的连接特别紧密，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敏感。也由于当时各种文学思潮的渗透，所以无论散文还是小说创作的语言都比较诗化，也有很多充满隐喻和语言实验的先锋派作品。”
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转变。一方面，全民阅读文学期刊的盛况消失了；另一方面，人们的创作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涨了。《萌芽》销量持续下跌，生存也难以为继。1996年，刚刚接手《萌芽》的新任主编赵长天与当时的编辑们讨论必须改版，使《萌芽》的读者定位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变为高中生和大学生。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还保有阅读的热情，还希望通过文学指引自己的人生。”徐敏霞称，读者定位的改变，势必也影响到了杂志作者队伍的变化，“对前面提到的很多当时在文坛已有不小影响力的作家，编辑们只好忍痛割爱。”
与此同时，《萌芽》设立了“萌芽新人奖”，以年度征文的方式，吸引大中学生作者。《萌芽》也去掉原先的理论版块，增加了许多与校园生命紧密相连的内容。“那个时期杂志的文学担当是‘小说家族’，张悦然、颜歌、蒋峰、王若虚、张怡微、哥舒意都在这个栏目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应该说，从1996年以后，《萌芽》这一基本定位至今都没有改变过——它是一本深耕青年写作的文学普及性杂志。”
在徐敏霞看来，“文学普及性杂志”是一种缝隙中求生存的状态——在两种路径中间的状态，“既然已经调整了读者定位，那在内容和表现上就不能有太强的阅读障碍，要能够‘到达’读者，要让读者能‘接住’。但与此同时，《萌芽》毕竟带有深深的文学烙印，它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基本审美，摈弃低俗的、滥情的、模式化的写作。要维持这种刚刚好的状态，并不是很容易。”

《萌芽》第一次改版后不久，有位作家发了一篇散文，说自己教不了家里孩子的作文。这个话题引发了社会热议，也引起了《萌芽》编辑部的注意。
“我们的应试作文为什么与文学的鸿沟那么大？编辑们就萌生了要办一个与应试作文及各类作文比赛截然不同的作文大赛的想法，于是请来了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很多学者一起开会讨论。意外的是，当时高校中文系有许多老师也有同样的困扰。通过高考，大家招不到真心热爱创作的年轻人。大学中文系不产作家，几乎已经被大家默认了。”
在这样的契机下，1998年，《萌芽》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举办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为什么要叫“作文大赛”，徐敏霞认为这个命名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大家望文生义的作文比赛。或许是因为相对于成熟的文学创作，它要求的字数比较少，但5000字也大大多于普通中学生作文竞赛的字数了。又或许是不想让‘文学’这样一个比较重的头衔把参赛者吓住，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命名。”
要是诞生在今天，“新概念作文大赛”或许会被命名为一个文学奖，因为它最强调的是创作的文学性。徐敏霞说，这种文学性，有形式上的，比如语言的革新、技巧的引入、叙事节奏的把控等；也有内容上的，比如鼓励青年作者能看到一些平时不留意的东西，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人的处境。
在每年大量的来稿中，其实也有那种应试高分作文：写一件事，然后推出一个正确的道理。“这样的写作，它和作者的情感连结在什么地方？和读者的情感连结又在什么地方？所以虽然看似稿件铺天盖地，最终能获奖的也就那么一些。能对人和事进行深度思考，还能把这些思考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人，总是少数。我们比赛的功能就是把这些作品给找出来。”
徐敏霞表示，由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读者会把《萌芽》和“新概念”等同起来。“实际上和比赛相比，《萌芽》是一个更系统和完整的青年写作平台。获奖能证明写作潜力，可是要写出真正完整的作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杂志就有相应的短篇小说、散文等栏目，甚至长篇连载的栏目，各有各的要求，这是为青年人 ‘后新概念时代’写作实践设置的。”
2016年，《萌芽》再次进行了改版。一是装帧的变化，包括封面、纸张、厚度，把原来80页的杂志扩充到112页；另一方面更明晰了杂志内容的梯度，分为知名作家访谈+新作，成熟作者的创作和专栏，新锐作品，以及精选的当年度新概念作文。
“老作者和新作者，成熟作者和初写者，可以同时亮相。这样安排，是因为15岁的青年和25岁的青年、35岁的青年面对的问题、受到的压力、体验的情感不一样。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校园也不再是过去封闭的校园，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新的社会动向。”徐敏霞称，重新改版时，《萌芽》提出了一个“陪伴”的概念，就是希望在青年时代各个徘徊的关口能和大家一起共情。
其实，“缝隙”一词，既是对《萌芽》而言，也是对那些写作者而言。
“有一些在校作文很优秀的同学，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却失利了，他们归结为年轻人生活经验的匮乏，每天家和学校两点一线，接触到的就是这点人，这点事，怎么可能写出独特的东西？作为编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借口，但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这是一个普通人的借口，不是一个有敏锐触角的写作者应该有的借口。”
徐敏霞说，并非所有的文学写作都要去创造一个别人见所未见的新世界，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对平时熟视无睹、理所当然的事，产生一点怀疑和思考。“自我怀疑是一种挑战，是艰难痛苦的事，尤其要在那么多年应试作文看到A就联想到B的惯性思维下，大家都太会理直气壮地说正确的道理了。”
她举例，去年有位四川的初中生写了一篇参赛作品，文笔和结构上都不是完美的，但所呈现的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反思却很耐人寻味。
“因为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习惯性地对动物表现出保护的姿态。但刚刚救助受伤麻雀的女孩可能和百无聊赖碾死蛾子的是同一个人。于是作者就想，其实在大家心中动物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在无意识中把它们分为值得去保护和不值得去保护的，保护动物仅仅是一种正确的姿态和口号。她把这种居高临下的选择，称为君王感。”徐敏霞提及，这位初中生以平静的语气来说自己对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的质疑，没有排山倒海的灵魂拷问，但读来大家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对人类社会的隐喻。
还有一位高中参赛者也写了一件日常小事：高中时学校组织了一次亲子远足，“我”以为妈妈不会参加，因为“我”习惯了自己解决自己的事。但妈妈竟然同意参加了。但当同学、家长也聚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显得很无措。“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忽然发现平时对“我”比较强势的母亲是个社恐。
“照青春期叛逆的心理，我们可能会有点幸灾乐祸，发现了大人的笨拙再踩上一脚，或者存心无视它，来宣告自己的精神独立。但在这个作品里没有这样。‘我’积极尝试给母亲解围，母亲虽然非常笨拙和不自信，但为母则刚，她也积极尝试融入到别的家长中，最后母女俩都如释重负地完成了这次远足。”徐敏霞评价，在5000字的限制下，作者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类似于一个瞬间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没有社会经验、不能经历大开大合的人的身上，但大家不容易想到去写。”
徐敏霞说，其实我们只需要养成偶尔跟习以为常的生活拉开一点点距离，观察它，重新审视它，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素材自己就跳出来了。又因为这样的题材非常符合人之常情，所以很容易被读者“接住”。
“人总是被各种现实中的各种烦心事包围，不是学业就是工作，不是工作就是青春期的困扰本身，但如果能在繁忙中留一条缝，跳出一些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种文学思维的锻炼会带来的新乐趣，它是曲折的，不太方便直接的，所以它才显得独特。”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