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导致崇祯亡国的最大敌人

　　1627年，朱由检以信王身份入继大统，是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宣布自己要效法尧舜，作一位圣明之君。当时，大臣们对新皇帝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言官杨鹤大胆陈述了明朝自建立之后，军队战斗力日渐衰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

震惊，导致崇祯亡国的最大敌人既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满清，而是！

　　杨鹤的看法不管有没有引起崇祯的重视，至少和当时崇祯的看法保持了一致。对崇祯而言，长期在信王的位置上观察朝局，对整个官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视角，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崇祯对整个天启时期的官僚政治确实有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下定决心，以铲除阉党为契机，一举改变朝廷党争的严峻情况，毕竟，自嘉靖以来，日趋激烈的党争消耗了大明政治机构的大半生机和活力，大臣们此时不是碌碌无为就是官官相护。这对于力求振作的崇祯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对于内忧外患逐渐升级的大明王朝而言也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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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发展到天启一朝，可谓是从量变到质变。而引发党争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皇帝权力集中过程中技术层面的矛盾总爆发。明清两朝，君主专制的发展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清朝在继承明朝的制度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基本上达到了皇权压倒一切，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严重后果。这一切的起点，应该是朱元璋冒天下之大不韪，废除了实行一千多年的丞相和丞相制度。朱元璋的出发点是保证老朱家天下千秋万代，所以他干脆把对皇权威胁最大的相权从形式上直接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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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朱元璋的明孝陵】

　　朱元璋以为这是他的最大胜利，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皇权包揽一切的问题。因为皇帝从主观上想把所有的权力都捏在自己手上，客观上由于人的体力和脑力限制根本不可能事事兼顾。朱元璋废了丞相，结果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上，根据吴晗统计，当时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奏章145件，要决定的事情411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人办公能力的极限。他后来也没有办法，还是要找人帮忙，无非是客串一下，凭借他的精力和意志，朱元璋这个独裁的皇帝总算是坚持到了最后。他是打天下的，自然是强悍过人，可是到了他的后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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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从明成祖开始，以内阁代替丞相，来处理皇帝没有精力顾及的政事。不过明成祖很聪明，他把权力分给了内阁的阁臣，却又不给他们相应的地位，内阁大学士一般只有五品，所以权力很大，地位却不高。朱棣的算盘打得精，却没有考虑到地位低的阁臣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存在很大的困难，为了能够使内阁更有效率的运转，阁臣往往又让各部的部长兼任，这样一来，内阁的大臣不仅权力很大，地位也都是很高的，他们实际上仍然和宰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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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朱瞻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制度走向成熟，失落的相权又附体到了内阁之上。老朱家的子孙也不傻，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削减和制衡威胁皇权的相权，最后又找到了一个能够很好制约内阁的群体，那就是宦官。对皇帝而言，宦官比大臣可靠多了，宦官是奴才，是没有后代的人，他们只能对主子忠心，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不可能出现像王莽、曹操、司马昭那样改朝换代的变故。从明成祖开始，到明宣宗朱瞻基，宦官逐渐得到重用，并开始作为皇权的代表来制衡相权，形成了皇帝、内阁、司礼监共同决策朝政的三角形权力制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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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

　　不过这个三角形是不稳定的，指不定三个角的那个角就会出现状况。比如嘉靖皇帝自以为聪明，把宦官集团牢牢控制压抑住，把内阁和整个官僚系统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不幸遇到了比他更聪明的人，反被大臣抓住了他的心理，成为了大臣党争倾轧的一个工具。严嵩斗垮夏言，是揣摩了嘉靖害怕边患的心理，利用嘉靖置夏言于死地；徐阶斗倒严嵩，同样是利用了嘉靖皇帝的心理弱点，诬告严嵩儿子严世藩通倭，谋反，最终将其逼入绝境。
　　嘉靖之后，隆庆皇帝资质平庸，无法驾驭内阁诸雄，徐阶、高拱、张居正轮番上场，阁臣之间争夺首辅之位，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张居正成功胜出，在隆庆皇帝病逝，万历皇帝年幼的政治格局中，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争取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成功将三角制衡机制中的皇帝和宦官两个角打平，形成了一相独大的局面，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推动了变法，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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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为削弱张居正的影响，利用言官清算张居正的余党，企图将大权收回自己手中，无奈言官一经发动，事实便脱出了万历皇帝的掌控，最终清算完张居正后，开始紧盯万历皇帝，恰好万历皇帝又是身体不好，自觉性也很差的一个人，渐渐与言官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内阁夹在言官与皇帝之间，勉力维持，两边受气，谁当首辅谁倒霉，内阁渐渐式微，皇权亦被反噬，整个官僚机构陷入到一种失序和失控的状态，党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到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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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

　　先是东林党形成气候，以民间势力左右朝局，在关键位置上逐渐布子，最后居然能够左右皇室，逼得万历皇帝不得不承认皇长子朱常洛的储位，打得朝廷中其他党派如浙党、楚党等翻不了身。后来，非东林党的朝臣不得不依靠阉党发起反击，魏忠贤借着党争的东风，玩命残害东林党，培植势力，左右政局，在天启一朝几乎成了魏忠贤以阉党操控一切的一边倒局面，皇权和阁权都成了摆设，大明王朝开始加速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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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的残酷党争在天启朝以东林党的流血牺牲和其他党派对阉党的卖身投靠呈现出来，令朱由检大为震惊。他对整个官僚系统产生了怀疑，对士大夫的节操产生了怀疑，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坐上了龙椅的：“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崇祯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他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了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在他的眼中，这些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于是，崇祯开始对高级文武大臣开展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考验，同时，以强大的特务机构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所有高级官员，凡是出现问题的，有结党倾向的，一律严惩不贷。在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里，先后换了50多个内阁大臣，其中至少有4人被处死，这种更换大臣的频率在整个明王朝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那些能够在崇祯身边干的长的人，都是政治斗争智慧爆棚的人物，比如周延儒，比如温体仁，这些人都是被很多人目为巨奸之辈。北京城破之时，守在崇祯身边的最后一任内阁首辅是魏藻德，他是崇祯钦点的状元，又被崇祯不次提拔为内阁首辅。然而，在北京沦陷，崇祯自缢，大明覆亡之后，魏藻德居然还想着能在新朝出将入相，不幸被农民军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五昼夜，最后脑裂而死。
　　崇祯在最后绝望登上煤山自缢的时候，留下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的惨痛遗言，想来也是对于整个大明王朝官僚体系由于党争分崩离析的沉痛检讨。有记录说，崇祯临死前把手指咬破，在衣袂上血书：“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至如此。文武可杀，百姓不可杀。”
　　李自成进北京后，在京城的大明朝文武百官中，大约有40人自杀殉国，162人投降。

朱元璋以为这是他的最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