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日本弃用“科举制”的真正原因吗

　在古代，日本对于中国的心态绝对是小弟对大哥的崇拜之情，各方面都学习，这其中就包括了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他们称之为“最先进的选拔干部制度”，曾经一度顶礼膜拜。在黑暗的中世纪，科举制可谓是世界政治迈向“三公”（公平、公正、公开）的“伟大创举”。为此，日本曾在公元701年颁布了《大宝律令》，搞了“贡举”，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唐朝的科举几乎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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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到了明朝，他们不再学习这项制度了，因为自这项制度诞生以来，就没有解决好两个难题，或者说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两个难题，到了明朝更是无解。
　　后人在总结科举制度死亡的原因时，多觉得是因为其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的，没错，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科举制度死亡的真正原因，不在后天，而在于先天，考题的僵化不过是死亡的前兆而已，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必死无疑的深刻原因。以“完善的官员选拔制度”而言，中国虽然首创了科举制，但这只是解决了普通官员的选拔问题，“最大的官”和“主考官”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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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最大的官”？皇帝，在他们的天马行空之下，科举考试根本无法左右特权皇帝的沉浮，仅仅是保证了平民阶层进入仕途的相对公平而已。科举制虽说比起连公平竞争形式都没有的贵族政治世袭制来说，是一种进步，所以才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多年之久，但在那些“强盗”（明唐甄《潜书》语：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主考的情况下，它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大的公平。
　　这种制度在没有比较、没有其他制度竞争的情况下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然而随着世界迈向了近代，“宪政”出现了，原来的科举制不进反退，顿时就出现了颓废之姿。明朝的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两大不治之症“守旧”和“腐败”越来越严重，在这种体制之下，个人的权利与其地位就成了正比，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官员们只能墨守成规而不敢有任何的逾越；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更不愿意做出任何的革新了。
　　所以说，保守成了封建官僚克服不了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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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世界的脚步来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文艺复兴开花结果了，而此时的东方华夏王朝却再次被“鞑虏”征服，入关之后的女真奴隶主对已是没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倍感新鲜，一头便扎了进去无法自拔。在“鞑虏”入住中原的两百年后，西方用其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的大门，让东方诸国见识到了他们的不凡，那便是宪政。
　　宪政制度下的官员是真正的“权为民所系”，如此一来，其执政水平和行政效率自然要比封建官僚高出数倍。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东方官政的生命力已然到了垂暮之年，被宪政取代是早晚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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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大势中，日本比中国要拿捏的准。特别是在1840年，代表着东方文明的大清国与代表着西洋新文明的英国交上手了，结果大清国完败，这被洞察一切、善于学习的日本全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由此认清了“汉人不敌洋人”的事实，并从中发现，洋人发明的宪政是个好东西。
　　于是，他们一边加剧了对旧政中国的鄙夷，一边为本国的政治另寻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