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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女性作家谈写作:“性别战争里,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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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发布官方 手机认证 发表于 2020-3-9 12:29: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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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十月》杂志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包括张莉、贺桂梅两位学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中国的女性处境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北方和南方不大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家庭富裕或开明与否,也会造成女性不同的境况。很多时候,关上门,女性就是家里做主的那个人。开了门,她就是丈夫或儿子身后的那个人。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女性,她嫁在南方,丈夫对她很尊重和宠爱。八十年代她带着丈夫回北方老家,丈夫惊讶地看到她不能到客厅的大桌子上吃饭,所有的女眷只能去厨房吃饭。时至今日,社会已有了很大进步,很少有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性别去挣体面和尊严。当今社会,女性需要的更多的是求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努力体现价值。当女性在体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女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应当与男性一样具有价值。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前提,因为女性如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定要获得更多的权利。

今天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不过女性变得更警惕更清醒了,比如资助失学女童的某慈善项目的广告语:“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的素质影响未来全民族的素质。”这句类似今天我们给神户牛听音乐、将来牛肉会更好吃的话,其实不是今天出现的,它在九十年代创设基金时就有了,那时似乎没人反对(否则也不会留到今天还没改),但现在女性把这句话骂上了微博热搜,她们清晰地说:恶心!她不是谁的母亲,她首先是她自己。

我觉得现在在我国,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不包括各种理论和主义),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这两年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反倒更为不利了。已经从一个旧秩序里出来了,但那个新的秩序似乎还没有确立,心里已经接受了两性平等,接受了女性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一旦进入现实又有深重的无力感,发现女性仍然是隐形的弱势者,仍然得向一系列规则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妥协。写作中,我一直比较关注处在各种夹层里的女性。 516.jpg

蔡东:
这个话题如果以“总体”而言,实在太大、太复杂了,只能从个体经验上谈谈。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像男孩子一样度过,疯跑、游戏、打架、冒险,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母胎里就受了暗示。

我从少女时代就没打算过这种生活。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完全是出入对性别不公平现象的无法释怀。母胎时期的被性别预期、成长际遇、以及很早就开始的阅读,这些因素集结起来,形成了我的社会性别,我是中性。我的精神世界里面,一直是雌雄同体的。针对不同的事件和情绪,有时候,“她”会奋起;有时候,“他”占上风。

我认同社会性别的说法。我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个人选择。 518.jpg

乔叶:
简单说,从身份与责任的角度去理解今日女性之处境,各种观念与成见都会显现出来。仔细考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女性尚未被当成与男性平等的个人,而是在各种利益与偏见的意义上被物化和利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总是大于或偏离了女性实际应承担的责任。我不是说女性应该承担更少的社会和家庭责任,而是认为现实情况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泛泛而言,我关心各个阶层的女性处境,只要我能够看见,我都想更深刻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与遭遇。 520.jpg

文珍:
伍尔夫的时代,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大房间。那些狡猾隐蔽地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社会角色,让女性必须放弃很多,才能朝着幸福前行;而任何女性意识的觉醒,几乎都是以幸福作为代价。一个醒来的女性,必会时时察觉到那些埋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感和损失感。这些感受都是在挑战最根深蒂固的公序良俗。从一开始,规则的制定就是为了配合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尽管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作为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一直没有改变。但未来的AI革命,有可能会实现某种去性别化,人机战争取代性别战争。

女性的处境看上去某些方面有改善,在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细想仍然很难,压力很大,不过有更多女性更勇敢自由地表达自己,争取得到更高的社会尊重与更好的生活质量。我没有特意关注某一类女性,生命中遇到的任何女性群体我都关注。

您如何理解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

翟永明:即使不提“女性写作”,许多小说也都有女性意识在内。女性意识,不外乎就是女性的解放、权利、责任。我们都知道有一本经典革命电影《红色娘子军》,现在好像可以这么解读:它是把女性的解放放到了一个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里。我小时候,六、七十年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妇女解放了,与男子同工同酬,也有了权利,但这些权利还是不够稳定,时有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幽灵还在徘徊。“女性写作”在今天的意义,是要坚定地竖立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倡导女性更为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主动加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列中,从思想解放到能量解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这一切都要有更多的权利。

金仁顺:作为女作家,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深埋在我们的写作中,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视角和格局必然地受到性别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和“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未必有关系。除非你想要有关系。

我知道有很多同行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写作的范畴就此窄化了,甚至本能地抗拒“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概念。我有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被放在女作家队列,就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甚至希望自己尽快抵达所谓雌雄同体的最高境界。但这两年我的想法又有一点改变。怎么被外界定义、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这是他人的事。而性别是我很难摆脱的生理属性,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分配,早已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大概也没办法写出完全去性别化的文学。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如同接受自己的长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体,试图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沟通,我觉得也蛮好的。在这种层面上,也许强调“女性写作”更有其意义,看似局限、片面、偏安一隅,却也因此拥有一个基点,可以向对岸架起桥梁。

孙频:就像引起强烈反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有时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能从“女性写作”那里借到力量和声势。文学的一种基本道德是要站在弱者这边,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资深弱势群体。至于我自己,我没有刻意去做专门的女性写作,只是女性既为生理性别,就要诚实面对已得到和将得到的生命体验。不过强调某一种性别化的东西,会削弱小说的力量,我记得张莉老师跟毕飞宇的一次对谈,毕飞宇说,好的小说是没有性别的。

戴潍娜:当下女性写作愈发显性和主动。翻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去年的年度报告,“女性写作”几乎成了各语种写作中的年度热门关键词,例如阿根廷发起了争取堕胎权和终止对女性暴力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和创作,爱尔兰文学中女性题材的大放异彩,日本女性写作“护理文学”的出现等等。

蔡东:“女性写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写女性和女性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写女性”可以由女性和男性分别或共同完成,前提是真正关注和理解女性的处境,以及破除新旧性别歧视观念,保持对性别不公现象的敏感;“女性写”强调女性写作者的主体性,她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对女性遭遇不公正命运的反抗,以及她寄予的尊重性别差异和多元文化理想等。

玉珍:这篇小说里用了貘这个意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传说中,这种生活在东南亚的动物是一种很特别的兽,它会吃梦。而我要写的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曾经追求女性的真正存在,做了很多梦,最后却回过头吃掉了自己所有的梦,也包括吃掉了一部分文明的女性。她最后跳入湖中有太多的含义,可以是自救,可以是示威,可以是自溺,可以是真正的勇敢和迷人。现实中也许并没有这样的女性存在,但她身上会有那些处在夹层里的女性的影子,她也许是那些夹层里的女性集体的一只梦貘。

文珍:《山河》写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经过生活的捶打,逐渐以忍耐为使命。她的女儿则开始迷信自我成就的力量,把“孤独”这个概念当成美学。她们二人都在寻找信仰。

除此以外,我还想借这篇写写我熟悉的城市空间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城市开始密布7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提供一种冷光的安慰。

城市变成新城市,这既帮助也推动女性变成新女性。一方面,女性想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作心理上的自我改造,不想像上一代那样生活,不想按上一代的要求那样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是种全球性的趋势,难以阻挡,“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社会应该对此作好准备。

张天翼:都是随意写下来的,并没有要怎样的心思。自然也没有考虑某种主义。失之随意免不了,那也无所谓。忽然想起小引的一句诗,酒配不上粮食,衣服配不上棉花。不过我想,酒也不是我的酒,粮食也不是我的粮食,我仅仅是,只能是一个喜欢诗的人。

周瓒:我这篇《对岸》,写于2019年9月,原先是要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当知道《十月》有这么一个专辑,我就放在《十月》上发表了。最初的写作意图产生于对女性的身体之迷惑,身体与灵魂息息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女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这个问题也来自于我的自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对世界满意吗?《对岸》里的女性,想挣脱女性性别的桎梏,最终无法达到。如果女性不能完全接受和原谅自己,就会带上性别的枷锁,那么也无法真正地与男性和解。

玉珍:最初想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写着写着,那个被怀念的人清晰起来,我被她吸引了。我对她一生的认识是逐层深入的,最后那一层也就是第三层震荡了我,这个人物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身心皆在陈套之外。

金仁顺:《小瓷谈往录》是非虚构作品,除了工作单位和当事者姓名之类的必要回避,内容都是小瓷的真实讲述。当牵线人雪姐告诉我,小瓷的故事“可有意思”时,我的心理也如文中交代,对雪姐说的“有意思”没有抱太多期待。不过,当和小瓷畅谈了几个小时后,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小瓷的故事尽管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作为无数平凡女性中的一个,她的经历却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她意味的“有意思”就是无数平凡人的“有意思”,这就有意思了。小瓷本人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她能够比较清晰地回顾自己的过往,比较清醒地审视自己的成长。这也保证了她讲述的质量。文本主体基本就是她原汁原味的讲述,让我捡了个少有的现成。

写作中的性别意识与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有何不同?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

翟永明:在很长时间里,我写作时,用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性别态度,类似于中性化。不管是写男人和女人,最终写的是人。这样有利于把小说保持在客观和公正的水准上。我在2019年,因为张莉的性别问卷,我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我的小说里有意反映这一问题,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所以我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我这一变化,并且为此连续写了几篇不成熟的“女性小说”,《对岸》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不知道称之为“女性小说”是否准确,也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说”,生活并没有给这种小说量身定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寻找,摆脱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痕迹。

这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在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强烈一些,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更感性,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就会很享受男士们主动开车门、帮拎行李之类的行为,觉得他们很绅士。对于亲近的男人,比如我儿子,我也会不客气地主动要求,会说,我是女人啊,你为什么要跟女人计较啊,应该让着我呀,总之就是很喜欢撒娇、任性,不怎么讲道理,现实中会习惯性地把自己置于一种弱势位置。

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观是内在渗透的。一个作家在预备写一部作品时,会想结构,想事件,想人物,想思想内涵,除非有某种特殊性,只怕不会有很多作家专门考虑性别问题。性别问题不用讨论,它天然地存在。就像好作家大多是雌雄同体。

理想的状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两个方面应是统一的。相对来说,写作中的性别意识经由理论思考,是理性的、反思性的;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往往处于感性状态,有时可能是下意识的。不过,生活中也有思考,写作也需从感受出发。因此,如何分开这二者呢?极端地说,写作也是生活的一种。写作中性别形象可以是自由的,性征也是流动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一样。

淡豹:我理想的写作,是希望性别观念能更锋利一些。我很喜欢伯恩哈德、穆齐尔那些充满观念的小说。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我能想象男人眼中的女人,毕竟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按男人的方式看待女人,批评女人,要求女人。可我真是不懂男人!

玉珍: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先天和生理的,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有本能的一面,也有自觉的部分。我早年的作品在涉及异性的时候,谈不上对抗,但比较尖锐,也不是姿态性的写法,是当时的认识在那一步。

文珍:我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青春期开始恋爱,工作后也会有一些异性朋友。所以要写异性对我来说似乎不难:只要可以真正做到设身处地。甚至因为太理解男性,被女友开玩笑说成“渣男”。说这个,是想说我对男性并无敌意,当真发生性别战争,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单一性别视角。一边倒的控诉揭露太沉闷,而且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不平等、性别歧视固然存在,但这是千百年来的渣滓沉积,究其原因走向,也许比单纯怨诉更有力。

对这次疫情,您有哪些观察?经过这些观察,您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会发生变化吗?

林白:我1978年至1982年在武汉大学上了四年本科,后来又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前后加起来14年。在武汉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在湖北浠水(就是疫情严重的黄冈地区)有《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我们班的邓同学,他的亲人是中南医院消化内科护士,后来去增援雷神山医院。我每天在大学群、同事群,在微信中,听到的都是最直接的惨况。同班同学中有一大半是武汉或湖北人。疫情早期,每天都在听说大学同学的同事,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插队时候的战友,排了10个小时队才挂上号,确诊了住不进医院……病亡。前几天还听说了母校武汉大学这次新冠肺炎中病亡了很多人。

今天看了方方的日记才知道,李文亮大夫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就是之前的武汉二医院,这家医院,就是单位给我指定的定点医院,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有140年历史。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不少重症。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

我每天都不能冷静。

这段时间封闭在家,手机看得比较多,对几个报道印象深刻。由衷敬佩医护人员这个群体,还有其他行业领域的工作者,他们不会高喊什么漂亮话,心思单纯,踏实坚韧地做实事而已。另外,想说一说身在疫区还坚持每天记录的作家和诗人,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敬重他们表达的勇气。即使表述上有瑕疵或欠考量,也不必求全责备。这类文章怎么可能圆融并让所有人满意,挑不出毛病的东西得多假。有个朋友觉得疫情过后很多人会重新考虑人生,大家都经历了恐慌也脱离了生活惯性,没有谁在疫情之外,赶在遗忘之前,它的影响已渗入到生活中。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往往只在一段时间里稳定,经历、阅读都会促使其变化,这之后,希望自己能更真实地去面对一些问题。

文珍:这段日子,我承担了每天在网上采购蔬果肉菜的任务,偶尔下厨,天天陪父母在客厅打羽毛球锻炼,几乎没怎么写作,只看了好些一直想看却总说没时间看的书。这很像回到了高中时的寒假,只是更漫长,更看不到边界。这么长时间不写当然也会焦虑,但转念一想,彩衣娱亲在现阶段或许是更重要的事。许多武汉的普通人记录每天生活,很动人;而非常时期的写作,对作家的职责却提出了更审慎和长远的要求。

玉珍:现在归纳我的观察有点为时尚早,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波动和一些感受、认识的强化和确定。一度被忧愤情绪攫住的我,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个人,我们使用着的语言等等,我的观感和认识的确有了变化。当然,作为也生存于其间的我,不可能只是旁观。我想起加缪曾经描述他那一代人的心境时的一句话,“以羞耻为营养,以反抗为生”,大概也是我这段时间的经验写照。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而变化需要通过写作实绩来体现。我在期待之中。

戴潍娜:悲绝之中,任何修辞都显得轻浮。然而醒来之时,所有人都习得了隐晦的表达,诗的技艺。

叶弥:二月到三月,我一直在写诗。今天捋了捋,竟然已经有12首:《二月,所有的墨水不够用来痛哭》《千祈,千祈》《记录吧,你》《那只兔子》《二传手》《病毒在喉咙里》《闰二月》《三月,遥望花朵》《你好吗?》《无脑儿》《天使》《春天,无脑儿戴上口罩》。

中间曾经挣扎过。

   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大概有一半。

   我想了一下,不是我要写诗,而是诗自己冲出来,每天早上,先是前面的句子冲出来,然后我就一行一行接下去。有几首,是吃早餐之前空腹写的。

作家的写作是需要沉淀的。诗歌不是作为战时动员的快板书,不可能只是喊一些口号,也不是“右边参差不齐的散文”。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形式,是对灵魂进行滋养的艺术。诗歌既是最纯粹最特殊的语言,诗歌也需要反思,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管是对现实,对灾难,对整个时代,有真正的悲悯,能提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目前状态下,我们不应该写作。不是应不应该写,而是应该怎样写。

最近看新闻哭了很多次。时常不安、愤怒,随之而来的不是幸存者愧疚,就是深感“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将来如果一直对这段特殊的日子念兹在兹,无时或忘,那么也许还是会写的。又或者只是作为某篇小说的背景。现在一切都不知道:这其实取决于无从设想的未来某日的回望。一个将来完成时。

淡豹:我会想更多去写女性一些日常经验的小细节,比如孕产中的身体痛苦,比如社会对女性的清洁卫生有更高的要求,一代代女性发展出独特的卫生文化,为此贡献出生活里许多时间、步骤。

诗人对于语言及其观照的现实负有责任,我会写相关的诗。

蔡东:短期内肯定不会写。假如有可能,我希望做一个编剧,参与一部像《血疫》《传染病》《流感》《切尔诺贝利》那样讲述这场悲剧的影视作品。

叶弥:会,需要时间反思消化,因为这个事太大,短时间爆发的东西太多,哗啦一下全炸在我们面前,我条理差,反思过很多问题,很乱,至于写作方式,哪个方式适合最大程度表达出我的想法就用哪个方式,我只能选择一个点,写我眼睛看到的,确定的,应该写的,我没法知道全部,任何人都是,因为庞然大物的真相在任何人那儿只展现一部分,我希望写出那一小部分,让人去理解和发现大部分。

戴潍娜:会的。我们的书写要配得上我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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