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

3.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一些原来重农轻商的封建士大夫也开始热衷于商业活动。一些儒生士子在“竞事商贩”潮流的影响下，弃儒经商。明代散文家归有光（1506-1571）说：“虽士大夫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40山西蒲州任光溥，“幼盖尝攻举子业，有成绪矣，乃不获究其志，弃而服贾”。41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区域民众心态的转变，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拜金思潮，冲击着晚明传统社会。如薛论道在《题钱》一文中描述道：
人为你跋山道海，人为你觅虎寻豹，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
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寡思，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失忠信。
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

1.明朝的外交关系“明朝时期，中亚地区主要有撒马尔罕、哈烈等国家。明朝在政治上积极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增进了解与信任，发展友谊；并积极调解邻国之间的冲突，赢得了中亚国家的友谊。在经济上采取互通有无、厚往薄来的方针，发展官方贸易，鼓励商人来往，扩大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在中亚国家的影响。”47

“自洪武到万历年间，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明朝与中亚国家的官方关系与民间交往均很密切，使节和商人往来不断，有明朝对外关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在中国受到很好照顾，一些中亚商人和官员甚至主动提出要求在中国定居并为明朝服务，均获明朝批准，并予以安置。”47

据统计，仅在永乐年间，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余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而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每次来华使团都是国王带队，且不像现今的国家元首外出访问只停留两三天就回国，数百位使团成员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其中居然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竟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则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不愿死后回故土，却要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时明朝非凡的吸引力。

2.郑和下西洋的成就明代初期，由于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治、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可容千余人。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有27000多人，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的旗舰就有62艘，需要数百人一齐动手才能摆动锚与舵。上世纪50年代在明代宝船皓遗址处出土的11米长的木杆，经鉴定不是桅杆而是舵杆，其连接的舵叶高度给6米，即有现今两层楼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七次所经国家有30多个。每次回航都带回大量外国使节和贸易品，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没有现代航海科技工具的协助，如此庞大队伍穿越印度洋，航行数万公里到达非洲，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西方所谓大航海、大发现时代，不但时间比郑和晚数十年，船队的规模也相差巨大。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数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

郑和下西洋船队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编成，是当时世界上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船队曾几次遭遇战争危险，但凭借冷静指挥，沉着应战，一一化解，并帮助当地人打击海盗和解决纷争，受到尊敬。当时的中国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而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

3.郑和船队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新说一般认为郑和舰队最远曾达非洲东岸，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说法。但尚未被学术界完全接受。
“斯里兰卡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48
长安大学档案室主任赵秉中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后得出结论：最早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中国人郑和。

英国退休的海军指挥官加文·孟席斯先后走访120个国家，经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写下长达百万字的《1421年：中国发现美洲大陆》，在美国畅销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中国明朝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完成环球航行，并在哥伦布之前7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2006，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绘有美洲、欧洲、非洲的轮廓。以及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
4.郑和下西洋终止原因分析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终止，传统解释是由于明成祖朱棣为建立个人威信，或为炫耀中华国威，但耗费国力太大且经济上得不偿失，导致难以支持下去。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下西洋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政府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
万明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49p152-153

除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49p153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使其价格一再下跌。而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49p155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49p156
下西洋远航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49p161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而是促进了国家经济。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如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50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51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52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海外贸易垂涎欲滴。但从永乐郑和下西洋开始，海外贸易所得世额利润，完全垄断在中央政府中。商人资本家们是可望而不可及，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拼命阻挠和想方设法制止这种由国家垄断和控制的海外贸易。
明成祖死后，文官们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地贬低丑化郑和航海下西洋活动。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直到现代还在发挥作用，一些人将其作为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

后来的明宪宗想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兵部侍郎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并将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为民请命。最终此事作罢。档案的消失则使后人难以了解下西洋的真相。
刘大夏等文官害怕皇帝阅读郑和航海档案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那么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已经从中央政府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将被国家重新收回。这是贪婪的大资本家们绝对不容许的。于是刘大夏等文官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

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又因所谓海禁法令而不必纳税，国家没有从中获利。杜车别认为“明代在太祖以后的海禁法令，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拱手让于私人，并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强烈欲望。”d明宣宗时，虽然几次下令严海禁，但文官集团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五、海外贸易与郑芝龙集团1.明代的海外贸易明代的海外贸易从明代的早期就已开始，且规模愈来愈大。明朝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一纸空文。当时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36
《泉州市志》中记述：“明代，官办对外贸易已接近尾声。明代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以后又有松动，开展在‘勘合政策’下的朝贡贸易。泉州被限定为‘仅通琉球’的港口。由于泉州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声誉，永乐三年(1405年)朝廷以‘诸蕃贡使益多’为由，在泉州恢复宋代曾经设置过的‘来远驿’，以专门接待外国的贡使和宾客。”

明人王抒“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54
成化弘治之际（15世纪中后期），即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46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发展已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

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中国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生丝价格国内约每担60银两，到日本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16

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16p52-53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不少商品来回运输不便，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华人经营的织布、服装、铸造、彩绘的作坊商店。此后从明代的中国大陆移民不断增多。”
“Theveuot在《奇异的旅行》第二卷记载，当时马尼拉城有西班牙2000名（包括军队在内），……中国人则有2万名……”16p54-p57“从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来看，平均每年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 16p60“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1586-1590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16p62

“无可争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
西洋人曾德纲也记载：“（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27p11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55p241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56p165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55
“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27

2.民间海外贸易与海盗《泉州市志》记述：“明代……这时泉州进行的官办贸易，已非宋元时代可比，而是日益缩小，逐步走向没落。”以下直接引用《泉州市志》的相关记述：
明代开始禁海，只实行“勘合政策”下的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明代民间商人反禁海斗争，从明中叶以后就逐步发展起来，泉州沿海商人冒禁出海者日益增多。一时，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比比皆然，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这期间，虽有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又有西方殖民者东来中国的商业掠夺，但民间商人的反禁海斗争规模壮阔。成化至弘治年间(1465-1505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走私队伍已经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力。到嘉靖初(1522年)便出现“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明世宗实录》卷五十四)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这种武装走私集团，被明朝政府称为“海盗”。其实，这些所谓“海盗”，他们并不攻城，也不杀官吏，只要官军不与之为难，他们彼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碰到穷人，他们有时还能给予接济，与一般的“海盗”大不相同。

这种民间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以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为骨干，以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队伍。他们长期在海上从事武装走私活动虽属非法，但对冲破朝廷的禁海政策，促进东西方经济交流，却起着明显的作用。他们中间的突出代表，就是泉州人李旦。他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活跃于日本、印度、英国和荷兰之间，拥有大量资产和大批商船，而且有相当的武装力量，足以在海上与前来干预的官兵相抗衡。当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到处寻找市场，李旦是与之打交道的能手，扮演着为西方殖民者引荐的角色。甚至干脆与之合伙，共同经营海上贸易。明朝政府对他无可奈何。有人甚至向朝廷进言，想利用他这股力量，来与西方殖民者周旋。当时驻守东南一带的明朝镇臣俞咨白本曾向朝廷报告说：“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且所亲许心素，今在系。诚质心素子，使心素往谕旦立功赎罪。旦为我用，夷势孤可图也”(《熹宗天启实录》卷五十三。)。

当时活跃东南沿海一带的著名海商，还有何亚八、洪迪珍、张维、许栋、许西地、谢老、严山老、张琏、林朝曦、林凤、李魁奇、褚彩老、刘香等。这些著名海商，有一些也是泉州籍人士。
隆庆元年(1567年)，统治阶级采纳开禁派的建议，在漳州月港首先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准贩东西二洋，政府征收饷税。天启以后，海禁的开放出现更加不可遏制的趋势。泉州安海港继之而起，出现以安平镇作为根据地的著名海商郑芝龙。郑芝龙，南安石井人，18岁去澳门，投靠泉州著名海商、他的母舅黄程，学做生意，并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葡语。天启三年(1623年)他为黄程押运货物到日本，并在那里认识了李旦。李旦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收为义子。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了他的遗产和武装力量，成为继之而起横行海上的新的海上贸易首领，控制了东南一带的民间贸易。邹漪明《明季遗闻》记载，那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以“安平商人”为代表的泉州海上贸易，又进入黄金时代。安平是泉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早就有从事海外贸易的历史传统。

何乔远《镜山全集》就这样记载，那时，在安平这个地方，“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从事海上对外贸易的风气盛极一时。正如《安海志》所记载的：“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在这个地方，以陈、杨、柯、颜、叶诸族姓行商人数最多。这种重商主义思想的抬头，还遍及晋江县及泉州、惠安一带。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安海志》1983年版，第133页)就是典型的例子。泉州城内大商人郑梅峰，曾“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遂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百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庄为玑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第95页。)，这种富商巨贾，当时在泉州城内还大有人在，甚至惠安崇武镇，也出现了“文献黄氏”一族数十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这种民间贸易仍然存在“独资”与“合资”两种形式，而贷本经商则相当普遍。从内部组织关系可划分为几种形式：所谓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国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这是一种租贷型的经营方式，商民向“豪门巨室”借贷造船或势家宦室租船给商民出海贸易。另一种经营方式是殷实商民自置帆船，运载货物，延揽商人出海贸易，号称舶主。他们往往对那些散商科敛船金和方物，进行剥削。最具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是豪门巨室私造大船筹集资金然后指派家中拳拳的义子出海贸易，则在闽南十分普遍。还有为数众多的大小商人采取合资造船出海贸易的方式。这是一种临时性、松散型的联合贸易组织形式。

郑芝龙集团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无法控制，走私盛行，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官丨商勾结，亦商亦盗；海盗集团层出不穷，他们用雄厚的资金组织武装，并在海上与政丨府对抗。
亦商亦盗式武装走私贸易是当时明朝所谓海禁的产物。正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商在海上有时为商人，有时是海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丨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丨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丨售商品”。在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丨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甚至边卫官有投以红袍玉带者”。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
  
这时，浙江巡抚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和倭寇的人，但他的行为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和官僚的利益，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服毒自杀。此事件结果是“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朱纨生前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但是海盗集团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损害，他们希望通过政丨府的介入来保护他们，而要此则先要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初年（1567）开关。如然后他们又通过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极低的地步：明政丨府年市舶税（海关进出口税）只有四万两。
  
郑芝龙集团在得到中国明朝官方的支持以后，以空前的速度壮大起来，不断吞并各大海盗集团和其它海上贸易集团。天启七年，郑芝龙被明朝政丨府授为海上游击。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丨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郑芝龙船队发动攻击。郑芝龙则在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崇祯二年，郑芝龙集团消灭李魁奇海盗集团，同年六月消灭吞并杨六杨七海盗集团，八月消灭褚彩老集团。崇祯三年消灭钟斌海盗集团。
  
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的战船击沉或烧毁。遂发生料罗湾海战，两三个月内，郑芝龙对荷兰人连续发动两次庞大的**，出动包括50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和几万士兵，而荷兰人方面印民总部派遣了最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战舰，规模不亚于鸦丨片战争，结局却迥然不同。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被彻底消灭，荷兰殖民强盗也受到沉重打击，荷兰人被要求赔偿战争损失。这种战果奠定了郑芝龙集团的海上霸主地位，使其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荷兰人在见识了郑芝龙的厉害之后，改变敌对的态度并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朝政丨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只有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4万两）。
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无论在军事上和贸易上都不能和郑芝龙集团竞争。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丨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27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接替郑芝龙的郑成功集团，虽然实力至少缩水一大半，但仍旧拥有惊人的财力。郑成功为了抗清，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设立“裕国库”和“利民库”，相当于现在的大银行，为海商们提供资金进行贸易，顺治十一年，海商曾定老一次就领出25万两白银，进行出海贸易；顺治十二年领出5万两商贩日本，十一月又领出10万两。

六、明代的税收与财政人们常认为明朝税收繁重，甚至导致农民奋起反抗。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对这些进行了驳斥。事实上，明朝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一直很低甚至在下降。税收的减少，跟明朝的政丨府机构精减和无能有关，主要是因为政丨府试图增税时（尤其是晚明）遭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1.农业税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明初，“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57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57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57p226万历初期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57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1/30，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1/50。”
  
“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丨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58
这说明，越到后期平均每人的赋税压力越小。
  
明代粮食税大多是折合成银子上交，而缴税前后粮价的差异和南北粮价差异使政丨府的收入减少，而商人则从其中获利。晚明时期逃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任务的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57p192
2.商业税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来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从总体上看，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最多时是480万两。29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57p341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57p306
税务部门所征收的银子竟不够收税人员伙食用。
同政丨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记载：“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丨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16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产茶大省——引者注）约为6两。当时的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57p338
  
正税如此之低，而偷税漏税现象也是相当普遍。
崇祯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曾德昭记载：“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22p14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税收比同期欧洲的要低得多。
而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郑氏家族下面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27
  
“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58
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没有半点关系

六、明代的税收与财政人们常认为明朝税收繁重，甚至导致农民奋起反抗。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对这些进行了驳斥。事实上，明朝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一直很低甚至在下降。税收的减少，跟明朝的政丨府机构精减和无能有关，主要是因为政丨府试图增税时（尤其是晚明）遭受到的阻力越来越大。
1.农业税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明初，“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57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57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57p226万历初期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57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1/30，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1/50。”
  
“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丨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58
这说明，越到后期平均每人的赋税压力越小。
  
明代粮食税大多是折合成银子上交，而缴税前后粮价的差异和南北粮价差异使政丨府的收入减少，而商人则从其中获利。晚明时期逃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在16世纪后期，即使完纳税收任务的80%也被认为是很大的成绩。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57p192
2.商业税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即3.3%，后来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从总体上看，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最多时是480万两。29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商业税——引者注）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57p341
  
“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57p306
税务部门所征收的银子竟不够收税人员伙食用。
同政丨府的税收相比，明代商人的收入则“高”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记载：“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1542年，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还不包括政丨府茶园生产的茶叶。然而在1578年，省级官员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16世纪中期，四川巡抚也承认广泛存在私贩茶叶现象。
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产茶大省——引者注）约为6两。当时的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57p338
  
正税如此之低，而偷税漏税现象也是相当普遍。
崇祯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曾德昭记载：“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22p14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税收比同期欧洲的要低得多。
而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郑氏家族下面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27
  
“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58
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没有半点关系

低税收造成的后果对明朝经济来说，低税收促进经济重心不断向工商业偏移，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低税收对政丨府及国家的影响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丨府机构精简。为了缩减政丨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57p57
  
其次是严重的财政困难。明朝政丨府过低的赋税，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困境。甚至皇宫的财政开支亦受牵掣。这就是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增加赋税的背景，以及所谓万历贪财原因。而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李自成进占北京后掠得的数千万两金银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处严刑逼勒而来。
“中央政丨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58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自称‘今典相维，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指办，安忍加派小民？”经费无着，不得已而行矿税，故又“屡下明诏，待三殿工成，奏请停止’。明末袁中道云：‘万历中，两宫三殿皆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言利者以矿税启之，乃以侍充矿税使，分道四出。’财政困难，御用缺乏，使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29
  
（崇祯时期）“‘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59、60p230又有“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61
最后则是最致命的后果：由财政危机导致的军事危机。精简的机构和困难的财政使政丨府对社会的控制无力，并引发一系列危机。
由于“17世纪中叶的气候异常，导致农作物减少变成了一场大灾难，发生饥荒、瘟疫和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不安。”56p151-153明政丨府却无钱赈灾。财政困难也使军队得不到足够的给养，甚至陷入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悲剧情形，甚至在李自成逼近北京时，“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16p1120因此明末民变和兵变此起彼伏。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探讨明末农民战争起点时间的问题上，就指出明末农民战争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并非习惯认为的1627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明末崇祯年间北方的大叛乱，发端是饥兵，其后才是饥民的不断加入。而此后由朝廷拖欠军饷导致兵变的记载几乎不绝于书。甚至处于要害位置的重点精锐部队的军饷也无法保证。这其中包括了对后金作战最前线的辽东宁远军，崇祯时期明朝最先进的在登州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
驻宁远的士兵因四个月无饷而哗变，后来通过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危机，巡抚毕自肃则因此事丨件而自杀。而登州兵变对明朝的打击则是极为沉重。
  
在崇祯帝、徐光启、温体仁等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孙元化在登州着手训练的使用先进发技术和武器武装的新军。明朝政丨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给这支部队配备了大量最先进的火炮、火枪，还从澳门聘请几十个葡萄牙炮兵教师，中国本土的大量技术专家也云集于此。但就是这样一支明政丨府重点训练培养的部队也还是因为军饷不足而发生兵变，最后携带大批明朝最先进的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了后金。这是对明朝军事最沉重的打击，不仅损失大量先进武器，改变了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牺牲了大批优秀人才。而孙元化也因严重渎职而被处死。徐光启策划的训练火器新军的计划永久搁置，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也被拖后了数百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