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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文学本身就是沟通工具, 但如果说它过于奇特、过于讲究差异, 那么它的一部分沟通功能就消解了。

阿来: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

阿来: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

我的《机村史诗》
阿 来
我认为写作者的生活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阅读以往的经典文学作品;第二,安静地写作,通过一点一点的书写,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与空间;第三,光在书桌前写作还不够,杜甫老先生曾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说写作者也应当背上行囊,一个人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生活的最深处,走走、看看、想想,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分。
今天,让我给大家讲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比如八十年代,讲文学是比较简单的,全社会对于“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作用”这些命题并没有太多歧义,大家有一种共识。但今天,消费主义盛行,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便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学、文化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不同的人、机构出于不同的目的也会推崇、“扩张”不同的文学标准。
比如,微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有人宣称,这个时代是段子的时代。段子手通过微博发段子,而微博只能造一百四十个字。再比如,有些人力图出版带有更多图画的书,因为现在没有人有耐心认真读那么多字,并认为读图时代已经到来。其实读图从猿猴时代便已开始,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到现在,已经过了几百万年了。
与此同时,阅读的目的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以往,谈及文学之功用,大概都会说到“丰富情感世界”、“加深对世界与生命的认知”、“提高审美能力”等。可现在,有些人会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过是混混时间而已。因而谈文学,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当下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那么谈到文学,便缺乏会心的讨论。
有人曾问布鲁姆赞同哪些文学,他说,要说清楚赞同什么文学很难,倒不如先说说反对什么文学,于是一口气说了四条。
第一条,反对新批评。他当然可以反对新批评,因为批评方式与立场不同。
但接下来一条,他居然敢说反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我想现在一般人是不敢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正确,就像你不能有种族歧视一样,同样你也不能质疑女权主义。
第三条,反对绝对的文化多样化。有人说,文化多样化要怎么反对?他说,我就是要反对。实际上,当下很多成功的作家与作品都是基于文化多样化才产生的。比如,这些年在世界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很多都不是来自于我们过去所习惯、所理解的欧美、传统与主流,像莱博尔、土耳其的帕慕克、还有石黑一雄等人。这些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中心,文化多元化是巨大的推动力。但布鲁姆这样一个权威的批评家仍然提出要反对绝对的文化多样化。
第四条,反对一切哈利波特文学。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二流、三流的小说,而读这些小说意味着将会损失读一流作品的时间和可能。更何况当下娱乐日益丰富,占用了越来越多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阅读时间相对过去越来越少的同时,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读那种所谓流行的作品。实际上,对于这些作品的出版者、写作者而言,它们有着很大的商业价值,但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价值却是需要质疑的。
举布鲁姆的例子,其实就在于说明我们对文化、文学的理解可以如此的不一样。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每个人只要说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一些胆子比较大的、锐利的话,反而可能闻世。基于这样的原因,今天我才敢来这儿说这么长一段辩护词,从而为自己的胆怯辩护。
我从2005年开始写《机村史诗》。写完《尘埃落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做出版商,主编了四五种杂志。《尘埃落定》于1994年写完,随后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中间只写过一本中篇小说,叫《遥远的温泉》。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住在温泉酒店里,那时我便想开始写小说。
《机村史诗》当时被命名为《空山》,这个命名实际上存在着问题。因为中国文化的文字历史太长久,所以用到一些字词的时候需要反复斟酌。即在前人无数次使用一些字词,且非常成功之时,也就意味着这些字词已经被负载了一层意义且被接受下来。
因而当我运用“空山”二字时,别人可能会说,“哦,王维啊,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当时我并没有体味到“空山”这一词所具有的附加象征意义。不过是觉得自然界的力量强大,在自然界的永恒之存在当中,人的悲欢离合——也许痛苦、也许欢喜,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存在,是一刹那、一弹指。但王维是大官、是功成名就的诗人,在长安城里办公累了,毅然回到他的辋川别业,然后“独坐幽篁里”,这表明它是一首通禅悟道的闲诗。
显然,我与他所要表达的情绪是不同的。所以说,使用汉语要小心,使用历史悠久、产生传统文化积淀的文字更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遇上前人已经附加上象征意义的语词。如果使用不够谨慎,读者可能会对作品产生误解。因而,我和曹社长商量,才有了现在这个名字。
那么在我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时刻注意的是什么,或者说我想避免产生的写作问题是什么?
首先,这部小说写的是边疆地带、偏远农村,而且是少数民族。它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那么“遥远”便有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彻底地漠不关心。太远了,因而跟我们没有关系。二是,关心,但是完全把他们当成他者或异族,只看作是生活的反面。如若这样理解,就会产生番邦等等的误会。那么写作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是我非常注意的。实际上,写作就应当要考虑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作品在和读者接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摩擦和“火花”。
其次,领会的偏差可能会影响写作。其实,很多关于边远乡村的各种题材的作品,其写作者严重地脱离实际。为什么?因为很多写作者害怕读者不能领会自身写作的意图或担忧写出来的真实的东西不够戏剧性,冲突不够强烈,便通过想象添加些虚假的成分,甚至揣摩读者喜欢什么,从而以期对想象中的读者群构成吸引。所以就使本身可以写的很好的东西变得很奇怪,变得风情化、风俗化、虚假,这些作品表面可能很热闹,但内里是苍白、空洞的,或者说只关注一些戏剧性的事件而忽视了对人本身的深入分析与解剖。这也是我写作时时刻刻警惕着的。
小说创作应当有丰富的层次,不仅包括小说技术层面,也要有更深层的考量。如谈及描写人物,怎么写外在形象、怎么表现心理描写、如何抒情或思考?是应当考虑的,但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刚才说的那两个问题,那么不管在细枝末节的技术上掌握得多么好,作品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这样只能停留在昆德拉所说的游戏层面,没有上升到道德、历史评判层面。
中国人讨论文学,往往会涉及“题材”,我却最怕听到这几个字。小说哪是题材啊?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题材分类并不能分出小说的优劣高低,军事题材和爱情题材怎么比?我一开始写少数民族,也并未想这属于何种题材。当然,当代文学的确要写出其特殊性,但特殊性是自然存在的。比如,写人生活在某个村子里,在某种地域环境中,他吃什么、穿什么、想什么问题、走过哪些地方,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他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民族特性和地域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强调,是不言自明的。
但现在我们过于强调地域特性,反而未能思考和深入到内在的、文化的、心灵的层面。吃的、穿的东西不一样,这是地域、文化、民族的差别,但最为基本的问题是生老病死,是生存,这些是共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提到这样一个层面来书写人的命运,那么那些特殊的东西其实也都具有了普遍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简·爱》。那些住在城堡的西方美女把自己腰弄得那么细、胸弄得那么挺、裙子撑得那么大,而有些人住在草房子里、困窘拮据。这些都是差异,但她们最终面临的人生最大的困境却是一样的——爱情。所以说我们的基本问题——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在终极意义上是一样的,尽管有着不同地域、文化、职业,甚至不同语言文字。
那么文学创作也就具备这种普遍性与共同性的前提。就像现在我们会阅读很多国外作品,这些作品传达的是另外世界的生活经验和人的生命体验。读俄国小说,讲的是俄国;读法国小说,讲的是法国;读西班牙小说,讲的是西班牙……当然,这些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表达方式,肯定与中国有所不同。
比如说,聂鲁达写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其中的爱情诗和中国人写的是不一样的。唐诗里面为什么总是会写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是同性恋吗?有的外国人真的会这样想。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会影响经典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所以说,文学需要特殊性,但特殊性里也要注意普遍性。可以讲求个别性、差异性,但不要过度。
我不能说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意识。文化、文学本身就是沟通工具,但如果说它过于奇特、过于讲究差异,那么它的一部分沟通功能就消解了。所以要看一个文本是否成功,那是否能够引起大部分读者的共振便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面向。
实际上,文学作品,不仅仅涉及人和人的关系,因为既然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还处于跟自然的关系中。而这一点,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要说传统中有,那么古典诗歌和古代散文中就有很多名篇。但也可以说没有,看看小说传统便知。
像《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所有这些作品,除了《西游记》没有那么明显外,其他作品都浓重地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琢磨、互相算计。但是另外的那个世界呢?消失了、不见了。后来,发展到武侠小说,很多人赞叹侠义精神。可一个社会若只剩下歌颂侠义精神,那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
这不是我说的,是老子说的。《道德经》中推崇“道”,道是一种自在、雄浑的天然状态。野马也,尘埃也,是生机勃勃的、安静自在的。但是老子说,“道”是好,但我们守不了道,既然守不了道,那么就讲到“德”,“德”是一种温和的规劝、教育。德有很多“禁忌”:规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别人包里的钱不是你的;看到漂亮的姑娘走过去但已经有男朋友,你就别想了。诸如此类。
老子是个悲观主义者,说“德”也守不住。那要怎么办呢?用强制手段——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把你眼睛抠下来;碰到不该碰的,把你的手剁了。可老子又说了:“法失而求之义。”即法都坚持不住之时该如何。国家在、国家有威权,且行政机构运行有效,法律才能真正地施行,才有管理效果。
若国家不能保证法律运行,只好演《三国演义》了。刘备、张飞、关羽从桃园出去,何去何从?这个世界太黑暗了,随时有人想取我的性命,随时有人想谋我钱财,随时有人想淫我妻女。国家指望不上,法指望不上,指望什么呢?——义。但是它的意义却是极其局限的。
《水浒传》中,我们歌颂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江州要杀宋江了,李逵去劫法场,他是怎么劫的?一双板斧抡着开路,杀进法场。背上宋江哥哥,又是两把板斧开路,一直杀到码头,上了船。他救自己的哥哥,是义。但是,那些旁观杀人的百姓又没害你的宋江哥哥,最多想看你宋江哥哥怎么吃一刀,你一路就杀这么多人,这是干什么?这便是义,只对兄弟两肋插刀,对别人却无所不用其极,没有普遍的仁义。这是中国小说所缺失的。而今天,很多人还把武侠小说当做一种特别高级的东西,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武侠小说内含着封建腐朽的思想。
而在当下,处于现代社会中,如果还写什么义,那便仍然是封建时代。若不是写国家、现代社会,只能叫做写“江湖”。而“江湖”是不办大学的,办了大学就是为了让江湖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变成现代社会。所以在写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写出“现代”。但当下的现代化太物质、表面化了——跟上巴黎、米兰时装周发布的流行色,换一部新款苹果手机……现代化并非如此单薄、表层。变成充满现代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因而不管是怎样小的题材,我也力图写出更为深层的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心。中国人长期的传统观念就是小范围的爱,只爱几个人,对绝大多数人是不爱的,已经失去了广泛地爱世界的观念。既然我们不爱世界,世界也嫌弃我们:不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地……所以亟待提倡的现代的爱不是少数几个人的爱,而是身边有株树,我们不能不爱;身边有颗小草,我们不能不爱;身边有只鸟,我们不能不爱……因而我也在小说中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机村史诗》中,有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个角色——森林。这是我家乡的真实情况,大量的森林在不断消逝,直到1997年长江发大水,国家层面才认识到:森林不能乱砍,或不能砍掉太多。所以从1997年才开始保护长江中上游的天然环境,才开始重新恢复这些资源。
而小说的书写背景就是这一片地区及其遭遇:先是遭到大量的乱砍滥伐,包括国家的企业、私人公司、个体户,几十年里刀斧相加,毁掉了森林,也毁掉了生存环境。还好到1997年以后开始觉醒,又是当年这些拿着斧头砍伐掉森林的人、又是这些当年制定砍伐森林的政策执行人,赎罪一样,来重新恢复这些森林。有政府、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公司机构,甚至,现在很多民间公益组织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致力于在穷乡僻壤恢复自然生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下亟需得到重视的,尤其对中国而言。但是中国当下的小说,写得好的小说、写得不好的小说,“自然”还是缺乏的。
我个人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会着意重视这些方面,也希望这样的一点点努力,会让这个正确的观念慢慢渗透、影响读者的信念。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阿来的小说有“神气”。我认为,只要很好地熟悉大自然,不仅仅把大自然当成一片风景,而是当成一个与人相伴同生的生命体,那么便能感知到“神气”了。
通常而言,一提及神,就会想到宗教,但实际上,在欧洲的古典哲学历史上,有“自然体系”的说法。说到“神气”,还有过一个故事。量子论提出之前,物理世界是充满规律的——一个细胞打开,一个原子打开,发现小的围着大的转;宇宙也是这么安排的,行星围着恒星转、卫星围着行星转、月亮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宇宙银河系的中心转、整个银河系又围着宇宙更大的转。
但量子论提出后,发现量子很调皮,只管转圈,所以世界上所有东西都靠它的转圈来维持一个恒定。过去的所有东西都测得准、算得清,但量子论测不准、算不清,因为根本不知道它的下一步会走到哪。由此爱因斯坦就叫了一声:“上帝啊!”因为他原来认为只要有了广义、狭义相对论,就能把物理世界的一切说清楚了,但这足以让他的相对论理论出现缺陷。这个消息传到梵蒂冈、传到罗马,便有了“你看,爱因斯坦这么厉害的科学家都信上帝了”这样的说法。爱因斯坦不得不出来说:“亲爱的教皇,我说的不是你们贡在神坛上的上帝,我说的是斯宾洛莎说的那个充满自然神气的那个上帝。”
人本身和伟大的自然界有很大关系。人类的生命构造、情感、意志、精神,甚至肉体当中,最美好的那些方面都充满神气。这神气是什么?它是形而上特质的、崇高的、庄严的。我尝试努力在我的小说中写出这样的特质。写不写得出?我想多少写出了一些,但要言达到理想中的境界,我想还差一点。那有什么办法?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遗憾的过程,只有在下一步中才能有所改变。
——节选自3月26日南京师范大学讲座实录

阿来: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

阿来:小说是语言、是意思、是思想

阿 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现任四川作协主席。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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