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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文珍:进入写作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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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发布官方 手机认证 发表于 2021-10-27 12:5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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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家文珍来说,早上8点是一个重要时刻——从这一刻起,她要在羽毛球馆打满2个小时,几乎天天如此。先是单拉球热身,然后打混双或女双。两两对决,连打上几局就挥汗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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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友韩老师提到了文珍的专注。“如果没接到球,你从她的动作和眼神里能看到懊悔。”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般打完上半场人就疲惫了,下半场打得会松散一些,但文珍不是这样。“她仍然很专注,甚至可以说更专注了。”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13年编辑工作画上句号的文珍,正在进入下半场。在13年里,她同时经历着作为编辑和作家的甜蜜和痛苦。就像走了一段长长的路,走到了分岔路口。在两项热爱的事业面前,她选择了更热爱的写作。球场响起不规则的脚步声,清晰、绵密。当场馆里闪动着跳跃的人影,文珍更加专注。此刻,她是球手,也是作家。

重新获得入场券

辞职后,文珍产生过担心——担心自己闭门造车,从此和社会脱节。曾经的编辑身份,让她拥有一张进入人群的入场券,现在这张入场券被收回了。进入老舍文学院后,单位分配给文珍一间办公室放书,却不要求坐班。为了让“脑力劳动和身体锻炼有机结合”,她开始打早场球。推开这扇新生活的大门后,忧虑消失了。

在这里,姓名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对彼此的微信昵称烂熟于心。场地有限,需要前一天在微信群报名。“不打早场不会知道,原来北京早上不上班的年轻人这么多。”文珍经常和青、静、娟、微风、彬、团团组队,她们年龄相仿。慢慢熟悉后加了微信,文珍才发现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同。她们中有全职妈妈、开设计公司的创业者,因病在家休养,暂时不上班的白领,也有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接近中午才去单位的销售人员,甚至还有一名微商——日常在朋友圈发广告,但从来不向球友推销,只是偶尔赠送一点小样。男球友里则有保险推销员、西餐厨师长、钢琴培训机构的教师……

球场里的“固定人员”多数是离退休的老人,每逢周三、周五占两个专场。于是,这两天报名格外火爆,因为可以提供给年轻人的场地少了俩。其中有一位年轻球友家境很好,但她的生活反而非常低碳,很少买东西,欲望很低。“因为从小不缺,没有匮乏感。”

文珍对这一生活方式表示钦羡,同时半开玩笑地说起自己喜欢买东西,尤其是玩具和文具。“不知道是不是当过一两年留守儿童的后遗症。”儿时,文珍有一两年父母不在身边,祖母异常省俭,因此一部分孩提天性被压抑。长大后,匮乏消失了,但匮乏感仍存,她仍会通过“买买买”来治愈。因此她完全可以理解自己笔下《物品志》中一名囤物狂的心情。在自己和球友身上,文珍看到一个人的过去如何在当下交织。

球场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社会,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聚集在同一块场域,唯一的共同点是羽毛球。大家在组队中形成默契,散场后迅速重回各自的生活,互不打扰。文珍坦承自己喜欢打羽毛球胜过跑步,因为“自己格外喜欢人”——打羽毛球始终有互动,球场是特别的社交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珍始终扮演着观察者和倾听者的角色。还在出版社上班时,她偶尔会和保安们聊天。其中一名保安会间歇性地消失几个月,过一阵又出现。有一次,文珍终于找到机会问他。他说,当保安清闲,但太无聊,所以回老家红砖厂搬了半年砖。搬砖又太苦,干一段时间感觉身体要垮了,就回来当保安。重复之苦甚于搬砖,文珍深有体会。她连上下班乘坐的交通工具都不愿重复,如果连乘几天地铁,就会改乘双层巴士。总之,竭力避免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怕闷。”她说。

还有一位保安是文艺青年,大家叫他小焦。小焦攒了一大堆过刊,偷偷写小说,还会自告奋勇帮编辑校对稿件。有一次,他带文珍去自己的“秘密基地”——社里的车库,角落有几十摞高高码好的杂志,这是他的宝贝。那年冬天保安队排查火灾隐患,清理杂物,宝贝面临被清理的命运。小焦花了2000多元的邮费——几乎是他一个月工资,把所有杂志寄回了老家。

得知小焦被开除的消息,文珍震惊得当场落泪,路过的同事目睹了这一幕。当天这个消息传开了,很多同事都很同情小焦,还有编辑老师积极为他介绍新工作,找新住处。

当年年底,《当代》杂志的接力赛专门邀请了小焦,也特意把文珍叫过来。见面后,文珍和他握了握手,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之后小焦到离出版社不到一千米的银河SOHO继续当保安,但因为上夜班,半年来虽然同事们经常去SOHO,却几乎从未遇过。讲到这里,文珍顿了顿,继续说:“我以后也许会写一个保安的故事。”

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

今年8月,文珍有两部小说集由文景策划、推出,分别是《找钥匙》《气味之城》。前者是最新的短篇集,后者是小说集《十一味爱》的重版,与初版正好相隔10年。新集子里收录了来北京后写的第一篇小说《找钥匙》,这篇小说最早发表于2004年《羊城晚报》。

她在后记里提到一本中学看过的书,书里说有一种圆舞,规则是一个人只要一直跳下去,终究会遇到最早的舞伴。而这次,她与最初来北京的自己重逢。

两部小说集的腰封上都印有同一个title——“城市缝隙中的漫游者”。本雅明在《单向街》里也是一个漫游者的形象,每天在柏林城里游荡来去,不时伫足观看。文案由编辑提供,文珍审过。她大概不讨厌这个形象,至少当时没有驳回。值得一提的是,《气味之城》里收录了《安翔路情事》,这一中篇斩获2014年度老舍文学奖,文珍由此成为老舍文学奖最年轻得主,这一记录保持至今。

这个故事是在街上发现的。文珍在安翔路上的中国音乐学院住了10年。这条街上生意最好的是老胡灌饼和麻辣烫,中间相隔三个摊位。同时,摊灌饼的小胡和卖麻辣串的姑娘生得赏心悦目。“如果这条街上一定要发生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大概在这两个人之间。”当时文珍排着队,心里暗想。

真正让她决定写下这个故事,是一个与爱情无关的瞬间。那天一早,她6点多出门办事,看见鸡蛋灌饼已经出摊。晚上12点多,看完演唱会坐出租回家,透过车窗,看见灌饼摊还开着,生意火爆。那一刻她感受到了一种震动。“从早站到晚,还要做准备工作,他一天睡几个小时?”文珍忍不住想。她看到了一种困境:人被困在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空间里,重复抬手烙饼,每一张饼都像西西弗推上山的巨石,烙完一张还有下一张,永无止境。生意不好是另一种困境,身体虽然停止劳作,但忧郁的神情会爬上脸庞,甚至发梢。当麻辣烫摊前门可罗雀时,文珍见过这种浸透肌肤的忧愁。

为了写下这个故事,文珍连吃了几个月灌饼。每次排到文珍,她只是看,不说话。唯一问过的一句是“:您老家是哪里的?”小胡边烙饼,边低头说“:安徽绩溪。”收钱的小女孩是他妹妹,负责备料的是母亲,文珍常买灌饼,推测出人物关系。书里关于烙饼和卖麻辣烫的细节,全部来自于观察。麻辣西施小玉不爱刷槽,因为油大,却也不得不帮姐姐刷净。文珍见过收摊时的麻辣烫店,铁槽的确每晚要刷,不然第二天势必糊底。

快递员张南山的故事,也发生在安翔路上。他无数次驶过安翔路,身后是巨大的LED屏——如果烙饼的小胡和小玉抬头,能看到同样的屏幕。这名来自农村的少年,莫名地爱上了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这场暗恋无疾而终。小说《张南山》源起于一封突然出现的情书。那时,文珍还在出版社就职,编辑室每天吞吐着大量信件,一名快递员在同事桌上留下了一封情书。

文珍意识到,这里可能有一个故事。两人没有太多接触机会,他怎么喜欢上的同事?他又是如何想象一名都市白领的生活?就这样,快递员走在路上的日子生出了吸引力。她和常来单位的另一名快递小哥约好,跟他一起派件。文珍勉强坐上狭小的三轮车,和若干快递以及小哥一起行驶在朝内大街上。“幸好没被同事看到。”文珍笑着说,带着一丝羞怯。小哥告诉她,自己最崩溃的时刻是打不通顾客电话,又怕丢件,不敢放门口。文珍感到歉疚,她说:“我们可能每天都在作恶,只是没有意识到。”

爱情像股市,上下沉浮

不久前,文珍刚下载了小红书APP。在这里,她看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呈现形式:有人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下《画图记》里杜乐表白的语句,上传到平台。《画图记》是《气味之城》的第二篇,小说里一对表姐妹同时爱上宋伟乔,姐姐白灵是“红玫瑰”,妹妹杜乐是“白玫瑰”。“可能小说写出了爱情里的不确定性,一方格外患得患失,而另一方却过度自信,这种戏剧化的错位打动了读者。”文珍猜测。《十一味爱》出版逾10年,这段表白的热度不减,此前还曾在微博上被反复转发。“其实现在看来也一般,是女孩爱得太卑微了。”她说。

2018年,《画图记》被文珍改编成浸没式话剧《请再和我跳最后一支虚舞》,导演是码字人书店的李苏皖,5月20日前后在书店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演着演着,演员哭了,底下不少观众红着眼眶。文珍发现故事更换传播路径,仍然具有生命力。今年她到伊犁采风,遇到当地一名工作人员正好在公号看过相关宣传,和她聊起了这部话剧。

“爱情跟股市一样,在人心里不停浮动。随时会变,有时跌停,有时涨停。”从写作伊始,文珍就执迷地书写爱情。感情是模糊概念,但一旦划入“爱情”范畴,一切都变得具体可感。《第八日》里,顾采采初入职场,她爱上了办公室的许德生。这桩暗恋昭然若揭,就像顾采采常带到单位的芒果,即便放在帆布包里,也会弥漫出烂熟、鲜甜的气味。

同时,爱情也是复杂的,掺杂着责任、权力、欲望、依恋和孤独。加班时,顾采采以为许德生“就好比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她的情人,她的一切”。她孤身一人生活在北京,“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爱”。与其说是暗恋,不如说是一场绝地求生式的自救:庞大的城市不停运转,一个渺小又孤独的人希望和另一个人产生连结。

《安翔路情事》的尾声发生在圆明园,小玉提出分手,小胡离去。当晚景区疑似有人投湖,小玉哭着找了半夜一无所获,整个人像死过一次。她想,自己辜负了小胡,得陪他一起死。直到走到安翔路,她看到了灯下的小胡,他在灌饼店,像往常一样摊饼,摊好一面再摊另一面。文珍将其归结为,女性对爱情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她会把自己的情感责任夸大,我要对这个人负责,如果不能回馈就会内疚。”文珍身边很多女性朋友都是如此,容易心软,容易被“情感绑架”,分不清什么是爱,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怜悯。

在短篇《地下》里,责任感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小音在法国和西蒙订婚,回国后被初恋张铭囚禁。接连几天,小音缺水、缺食物,嘴唇像干旱的土地一样起皮、渗血。在地下室,张铭播放了恋爱时期的照片,一共有400多张。看完照片,小音答应了张铭的求婚。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文珍解释:“爱是一件会醒过来的事,那一刻爱被唤醒了。”小音感受了极度强烈的爱,她想为此负责。

故事的最后,张铭飞奔出地下室买花,迅速被警方抓获。出狱后,张铭再也没有出现。“其实他们都没有做好在一起的准备,两个人都很意外。爱有时差,那一刻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文珍没有写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分别了10年,两人在各自的人生里走了太远,就像再回不去的17岁,爱也无法重来。

《地下》收录进《气味之城》,书中收录了文珍早期作品,大多是她20多岁时写下的,故事里“爱的浓度很高”。那个年纪的情感剧烈、喷张、炙热而忘我。她意识到,有的篇目只有在那个年龄才能写,“很庆幸在当时(把它)写下来。”《气味之城》与新作《找钥匙》间隔10年,其中显著地体现了一种转向:有意识地降低“爱的浓度”,不再那么粘稠。最近,文珍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还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她想“添一些新东西进去”。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

《有时雨水落在广场》是文珍2020年完成的中篇,收录进《找钥匙》。小说讲了一场黄昏恋,丧偶不久的老刘到北京投奔儿子,每日唯一的期待是跳广场舞——他能和王红装说说话。这场爱情珍贵且脆弱,孙子出生后,亲家母来照顾儿媳,房子小,老刘只得回老家。王红装处在一段不幸的婚姻中:丈夫年轻时出轨数十年,老了患老年痴呆,因为一直没离婚,她只能照顾。“广场”是一个意象,象征爱情的生发地。他们一生的雨水同时落下,雨水有时落在广场,有时落在田间。总之,雨水无法控制,就像命运叵测,人生身不由己。

文珍从小和外婆感情很好,想写这个故事也是源于外婆。外婆曾经与他们一起在深圳居住了20年。早年父母忙于工作,文珍住校。外婆只会说湖南方言,听不懂广东话,年纪大了也缺乏社交渠道。她不跳广场舞,楼下跳广场舞的老人都比她年轻。一到傍晚,外婆就开始催母亲回家吃饭,隔半小时打一通电话,一遍遍热做好的菜。

几年前外婆去世,文珍时常会想,外婆这些年快乐吗?她说:“(外婆)就像一株植物,从老家的泥土里连根铲起,移栽到阳台的花盆里。”一旦老人离开故土,根深蒂固的社交关系被彻底切断。他们无法给自己浇水,而雨水有时落在阳台,有时不落在阳台。

人到老年,衰竭的还有对人生的掌控力。事实上,老刘还有一个困境。他和妻子一生相爱,妻子去世不久,他怎么跟儿子说自己又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说了以后,儿子能接受吗?这份感情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打断。文珍见过真实的案例,姑爷爷丧偶,妻子在车祸中去世。一开始家人瞒着,瞒不住了只能说。有一天姑爷爷睡醒,跟子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妈去哪了?”意识到妻子离世,他偷偷躲起来一个人哭。

过了不到一年,姑爷爷告诉子女,他要娶保姆,保姆比他小20岁。这个决定遭到了子女的一致反对,甚至到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结婚了。又过了10年,老两口过得很好,子女也转变了态度。在这个故事里,金钱的重要性在降低。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如果没有人爱我,守着一堆钱有什么用?和年轻人一样,老人也需爱,需要陪伴,需要关注,而这一点常被忽视。“人真的是一种一生都葆有爱欲的生物。”文珍感慨。

在动笔写这个故事之前,文珍准备了三四年。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去看广场舞。在夜色中,像生活在当地的市民一样,她有时在广场遛弯,有时坐在公园座椅上,只是看着,从不提问。“就在旁边看十几分钟,待久了人家以为你也要跳。”她笑着说。

舞队也是一个微型社会,站位、次序都有讲究。要想获得尊重,必须努力训练。老刘下载了APP,在家练习。“手怎么这样甩出去,腿怎么那样拐过来,不一会儿功夫,老刘就折腾得满头大汗,最狼狈的一会,脚差点在客厅中央把自己给绊倒。”

这个画面既滑稽,又透露出些许心酸——一位老人为了有人说话,甩动起僵硬的四肢,卖力学舞。文珍想表达的是一种生命力:即便到了老年,人也有力量融入、适应新生活。想要获得高质量的情感互动,需要为之付出努力。文珍联想起自己起打球的经历,“虽然不会说出口,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果你打得不好,没人愿意陪你打。”

后来,我把老刘练舞的片段讲给球友韩老师。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他说:“很真实,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自己在家看视频、练动作。”

终将到来的时刻

文珍养了3只猫,她的微信头像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咪。它叫包子,今年十三岁,是家里年纪第二大的猫,更大的那只叫当当,是只十六岁的美短。养猫是一件快乐的事。一起床,猫就来了,它们就像长在脚边,文珍走进一间屋子,它们跟着进去。当房间里出现3只猫,就形成了某种规模。文珍脑海里蹦出一个词——“猫多势众”。

一个人在家写作,3只猫陪伴着她。它们很安静,连呼噜声都带着小奶音。包子偶尔会跳上桌面,趴在键盘上。文珍把猫从键盘上拨开,即便换了位置,包子也不走,继续趴在文珍手边。写累了,她就到客厅转转。刚坐下,一只猫就搭在脚背上。躺在沙发上,另一只猫挨着她的头,像个枕头。包子跳上沙发,躺在文珍怀里,远看像一块铺平的长绒毯。这些亲昵的互动,让文珍感到被信赖、被需要。这是来自猫的爱意。

在她的小说里,猫时常出现。《咪咪花生》中独居男孩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他暗恋的女孩喜欢猫。《猫的故事》写了一场意外,一只流浪猫从棚顶掉进了卤味店的橱窗。在故事里,猫成为堤坝,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孤独,同时映射出人性的美丑。最近几年,文珍发现朋友中的“含猫率”提高了。“大概是因为养猫比较省事,不用遛。”她猜测。

除了早上打球,文珍基本都在家写作。每天对着电脑写六七个小时,写得顺利就早早结束,不顺利就坐到晚上九十点钟。哪怕写不出来,也继续坐着。“只要坐着,总会写出来。”她没有讲述创作的艰难时刻。文珍对待写作这件事,就像对待爱人:既然心甘情愿地爱他,为之付出了努力,哪怕没有回报也不要心怀怨怼。一旦出于甘愿,所有的艰难都会被消解。

采访进行到三个半小时,文珍提出了结束。起因是她看了一眼时间,略带担心地问:“聊这么久,你之后会不会很难整理?”当编辑的时候,她负责整理研讨会实录,要从3万字的速记里删改出8000字。离职前,她作为一本重点书的责编,一个月去了深圳3次,需要整理每场活动的对谈稿。编辑工作是一条生产线,从生产、宣传到销售,每一环都不能落下。在生产线上跑了13年,两条轨道出现无法兼容的部分。就像顺着路走了很久,走到了岔口,她需要作出选择。

在采访尾声,文珍聊起了在北大读书的日子。2004年,文珍考上中文系,是北大招收的首位“文学创作与研究方向”研究生,相当于国内众高校MFA(艺术硕士)的前身。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曾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文珍除外。她无数次推开图书馆二层尽头的223房门,在文学借阅区吞咽下小说、文学理论和画册。无论是百叶窗前悬浮的微尘,还是阅览室门外时钟的滴答声,一切都历历在目。

那时,每周有一堂讨论课。她和徐则臣、李云雷、魏冬峰、赵晖等学长坐在教室里,一起讨论文学杂志上最新刊登的作品。讨论之激烈,一度导致她不敢向杂志投稿。因为无论刊发在哪家杂志,都会无所遁形,面临被所有人当堂“解剖”的命运。

到了毕业前夕,需要交一个有分量的中篇作为论文毕业。“再也逃不掉了。”她想。那段时间,文珍陷入了焦虑,时常失眠。“好吧,那就写一个失眠的故事。”她对自己说。于是,她写了《第八日》——一个因为焦虑而失眠的故事。

毕业后,文珍没有选择直接写作,而是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这个选择多少带有一点反叛和延宕的意味。北大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什么样?在“编辑”这个壳子的掩盖下,人文社给予渴望藏身的她足够多的安全感。

几年后,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渐渐在她身上显影。文珍和作家一起讨论稿子,聊着聊着逐渐转向——更是同行探讨文学的另一种可能。其他编辑带作者去领奖,而文珍偶尔会和作者一起上台领奖。当责编时,她感到自己正悄然滑向另一条轨道。

人文社像一所大学,文珍把13年的编辑经历比作“读博”。又到了毕业的时刻,她再一次走出“校门”——即便这一刻被推迟了13年之久,北大中文系培养的作家文珍还是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与其说,文珍进入了下半场,不如说这才是真正的主场。为了这一刻,她准备了许多年。

对话

文珍& 好书探

好书探:《气味之城》《找钥匙》里一共收录了22个故事,几乎全是爱情故事。为什么执迷于写爱情?

文珍:我第一本书发布会的题目就叫“年轻时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爱是理解他人的通道,切口。小说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在书里写了各种各样失败的爱情,只有少数结尾接近成功,但也前途未卜。《画图记》里有一个小女孩叫杜乐。她身上有那个劲儿,就是哪怕会失去爱人,也要维持自己的骄傲。这可能是离我最近的一个角色。每个人写作时都会把一部分真实的自我投射进去。

好书探:看《画图记》的时候,我确实联想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代不同了,但好像有一些东西没有变化,或者说变得很缓慢?

文珍:现在我们读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仍然会觉得好看。因为爱情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它的欲望法则没变。虽然时代背景变了,但是我们和毛姆时代的英国人,和张爱玲时代的中国人,面临的爱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以爱之名的欲望。

好书探:《气味之城》是《十一味爱》的重版。为什么想改书名?

文珍:这本书在成型之初就叫《气味之城》,也是书里第一篇的题目。这个书名被当时的编辑否掉了。与其说改名,不如说是回归。

我还记得《气味之城》完稿的那一天——其实前一天完成了初稿,第二天一早觉得不太妥当,上午又改了一会,一直到下午才改完。那天好像是个周末,家里没人,我高兴地去花鸟市场买花,带着一大束花坐公交车回家,阳光透过车窗打在花束上,很香。车上站着的人也都设法避让,笑着看着我。整个过程都记得很清楚。可能就是太快乐了。

好书探:《气味之城》让我想到斯特林堡的《半张纸》,都是丈夫独自进入房间,由此想起和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子。为什么想突出气味?

文珍:《半张纸》当时没看过,我是很后来才看到的。《气味之城》其实更多受德国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影响,他用气味打通五感。我想写一个系列,色声香味触法,对应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里的《录音笔记》写了听觉,《气味之城》写了嗅觉。

读完《香水》,我意识到每个人在不同阶段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在北京生活了16年——一个足以让婴儿长成少年的时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是靠是饭馆来定位的。比如,美术馆后街有一家贵州菜馆很好吃,巴沟有一家酸汤鱼的。通过一个个小馆,我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版图。现在可以参考的坐标点就多了,有合作过的出版社、打过球的羽毛球馆,甚至是以前在出版社时和同事遛弯儿买过点心和奶茶的小店……这些坐标点都和时间、记忆、对人的情感有关。

好书探:在《气味之城》里,《安翔路情事》和《地下》挨着。连着看会有些残忍,前者因贫穷分别,后者一开篇就是“巴黎的公寓、普罗旺斯的薰衣草、Vera Wang的婚纱”,有一种强烈的撞击感。

文珍:这2篇都是悲剧,甚至《地下》的主角可能更惨一点。一句话,有感情或有钱,都不足以抵达幸福。

有人跟我说,小玉太作了,她在小胡和小方之间反复摇摆。当我进入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的逻辑里,她的纠结、不甘心,我是可以理解的。

小玉和她姐姐不一样,姐姐来北京是为了赚钱,小玉不是,她是为了长见识。所以她想去鸟巢、故宫、颐和园,想看 IMAX版的《阿凡达》。如果她和小胡在一起,以后就要去农村。她从小在城里长大,从没想过到农村生活。这不是嫌贫爱富,她想要的一直都很单纯——想看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小玉和小胡的供需是错位的。小胡生意越好就越没时间陪她。如果他们结婚,那么婚后很可能是一个“包法利夫人的故事”。

这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麻辣烫西施的困扰。很多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选择也会决定命运。一位编辑老师曾经说,我小说里的人一直在做选择,不停地做选择,甚至是被身不由己的选择推着走。小玉很难抉择,选择结婚对象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考量诸多风险。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有一个人能够恰好满足你对婚姻的所有想象,都需要取舍、选择。

好书探:《地下》里,小音和张铭的供需也是错位的?

文珍:对。张铭没想过小音会答应嫁给他,他是抱着“此生再无瓜葛”的心态实施绑架。在他的计划里,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他爱小音,但这种爱里包含着巨大的恨意。出狱以后,张铭没有再找小音。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两个人再也无法在一起生活。

虽然他求了婚,但是当小音答应嫁给他,那个执念就过去了。就像一个小孩一直想要一个玩具,心心念念很久。但是当你真的把玩具给他,他会突然发现没那么想要。他们曾经有过美好,但美好被打断了。他真正介怀的是这个,并不是两人要真的在一起。

看起来小音得到了很多爱,每一任男友都对她死心塌地。但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因为这种不知道是潇洒还是茫然的态度,导致她在爱情中的姿态显得轻盈,也更容易让人像捕捉蝴蝶一样渴望让她尽早安定下来。但捕手越多,她越厌倦。这就是爱情里面的错位,就像排列组合一样,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无数种可能。出国留学的时候,她经常想起张铭。这大概也不是真正的怀念,而是她在国外待得太久,身边都是外国人,隔了时空滤镜,会下意识美化有关张铭的记忆。

好书探:《有时雨水落在广场》里儿媳给老刘买了一个洗脚盆。洗脚盆堆行军床旁,它体积相当大,落灰、碍事。老刘有时觉得自己和洗脚盆一样,“看上去好像还有点用,其实就是废物一个。”您怎么发现老人有种心理?

文珍:也是因为外婆。有一次外婆做饭,菜叶里有一只虫子。我发现了以后,就说有虫子。外婆的表情让我难以忘怀,她明显不想我爸妈知道。我就把话吞回去,用纸巾把虫子包起来,继续吃。她立刻松了一口气。我当时就意识到,她很怕被子女嫌弃。我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同谋”。我妈是远近闻名的孝女,对她非常好。但外婆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妈去请保姆、小时工,她就是要亲力亲为,证明自己还有用。

我妈不希望外婆那么累,但徒然心痛,毫无办法。我就在想,这种过于强烈的自尊心其实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或者说意识到自己能力在丧失,于是强行挽尊。

如果有亲朋好友来家里,没用敬称称呼外婆,她会特别生气。她极度需要外界的尊重,比我们想象中要在意得多。内在强大的人不会这样在意外界评价。每到外婆整寿,我妈都要从老家请来若干亲戚,在饭店操办一番,安排住宿、差旅。但外婆就是为了要别人羡慕,并且称赞女儿有孝心。也很难定义这是虚荣,但这肯定是一种虚弱。

好书探:其实您并不赞同让老人离开故土?

文珍:应该让老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子女只是提供了一个花盆,但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会关系。《有时雨水落在广场》里的老刘有一个潜在的隐患是孙子,其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孙子来了,他照顾不好,就会被请走。儿子的注意力也会更多地在下一代。

十几岁时,我妈给我买衣服,外婆会有点嫉妒。她会说年轻人穿什么都好看,记得女儿忘了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只好去商场买一件衣服给她。(笑)我妈会觉得,女儿在慢慢长大,可能更需要漂亮衣服。打扮老人和打扮少女,心情是不一样的。我妈是个很孝顺的女儿,但她也很难摆脱这个窠臼。

后来外婆丧失生活能力,一直是我妈贴身照顾。她还有一个弟弟,但舅舅没和外婆生活在一起,也不知道这种艰难,隔很久见一次,总吃惊“妈妈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妈妈就说,人老了真不好——人老了,健康、记忆、尊严都在丧失。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家乡,有足够多社会关系作为抓手,每天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事务要处理,是不是能衰老得慢一点?我不知道。但是,空巢老人在故乡无人照顾,同样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好书探:您写过快递员、编剧等等职业,怎么深入到不同的人群?

文珍:能写编剧的故事,是因为我认识很多编剧,大家聚在一起也会闲聊。写完《河水漫过铁轨》以后,我拿给一个编剧看,他说可以,“我们这个圈子,写成啥样都像。”写完《有时雨水落在广场》,我也拿给一位跳广场舞的阿姨看,她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我的习惯是写前不问。问多了会受干扰,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果会被局限住。广场舞的故事写了好多年,去年才写完。真正写的时间很短,一两个月初稿就写完了。中间有三四年,我一直在看,做资料收集工作。你会发现,广场舞有严格的层级,舞队间也有竞争关系。我也会看新闻,里面也会发生诈骗、相亲等等。

张南山的故事写得比较早。2011年,我想写这个故事,开始留意有关新闻。科技发展得特别快,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直到2016年才写完。最近我也跟快递员聊过,整个行业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有一些东西没变,他们还是需要抢时间。

写《张南山》的时候,我在出版社上班,单位有一位常来的快递小哥。我跟他说,派件的时候喊我一下,我跟着送几次件,他同意了。你愿意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都会尽力配合,也不会多问什么。他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顾客不接电话。刚离开又打回来,要求重送。

这个职业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有没有一点点乐趣,或者是一点点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和向往,让他留下来做这件事?他到底能挣到多少钱?我们每天都见到快递员,但很少去想这些问题。

好书探:《找钥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更准确一点说,写的都是一些我生命之外的“他者”——常被视为边缘、同样参与建构这座城市,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主流族群。怎么理解“他者”?

文珍:对于居民来说,快递员是陌生人,是“他者”。但因为送件,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突然被拉得无限近。快递员是分片区的,同事未必会知道你的住址,但快递员知道,甚至可以偷窥你的日常生活一角,打破了圈层和某种界限,催生出短兵相接的戏剧冲突。我当然也可以写“华尔街之狼”,写富人也脆弱,但他们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我们很难共情,似乎也没有必要。还是希望通过小说让人看到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另一面。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边缘人——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但人一定会觉得孤独。因为人生经常没有观众,没人关注你,大部分时候都是独角戏。

我写作也是因为很多话没法和人说,只能写。我小说里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并不全然出于荷尔蒙的驱动,很多时候只是想找一个能说话的人。老刘跳广场舞一开始是儿媳随口提的,大家都没当真。但他没地儿去,没人可说话。在舞队里,他找到了说得上话的人——与年纪,身份,性别无关。作为社会动物,寻求连结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江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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