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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古人上班迟到会被扣工资吗?当然,而且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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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发布官方 手机认证 发表于 2021-11-16 13:56: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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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
——欧阳修《集禧谢雨》
这首诗描述的是,欧阳修踩着泥泞冒雨上班时觉得很辛苦,不由得怀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01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 所谓“996”,是当下的一种工作作息制度,即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这种模式多流行于互联网企业,成为一种加班文化。那么,古人工作会加班吗?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古代什么人能上班。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个体务农,没有上班的机会。有资格上班的,多是官员阶层和衙门里的胥吏衙役,另外还有奴婢和工匠。
“上班”一词源于古人上朝。“班”最初的意思是排列,后来成为衡量队列的量词。官员们上朝排成不同队列,分成文班和武班,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上班”一词。明清时期,上班多指到官府工作,如《济公全传》里就有“昨天我在衙门上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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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上朝模型(位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接下来,咱们就来考察一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诗经·鸡鸣》里曾用“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来描写周朝官员上班的状态。意思是说公鸡打鸣时,官员已经到朝堂上站好了;东方阳光普照时,朝堂上已经开始忙碌了。这么看来,周朝官员的上班时间完全取决于公鸡几点打鸣,要看公鸡的心情。
今天的“打工人”为了能多睡会儿懒觉,上班往往会踩点打卡签到。古代官员上班也要“打卡”。明朝《官箴集要》记载官吏衙役等人要“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每天卯时,人们就要在签到簿上“画卯”签到,这一环节又称“点卯”。王老师在小时候常听爷爷上班前说“到单位点卯去”,当时还纳闷是啥意思,后来才知道这是源于古代的上朝制度。卯时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咱们取中间值,按照六点算。从“至暮画酉”可知,古人是在酉时下班。酉时是晚上五点到七点,咱们还取中间值,按照六点算。这样算下来,古代官员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十二个小时。
那么,古代官员一周工作几天呢?汉朝官员五天一休息,唐朝官员十天一休息。明朝最狠,洪武六年,朱元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每月只有五日那天放假。平均算下来,古代官员一周要上六天班,再加上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可称之为“666”工作制,同今天的“996”工作制简直如出一辙。
古人上班迟到或旷工也会被扣工资吗?当然,而且更严格。《唐会要》记载,在唐肃宗时期,“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缺席一天就要罚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非常狠了。还有更狠的!宋末元初著名画家赵孟,任职兵部郎中时,因为上班迟到,被札鲁忽赤(负责地方行政的蒙古官员)打了屁股。明朝皇帝也喜欢打官员屁股,这种处罚被称为“廷杖”,官员上朝迟到或缺席就会被廷杖。魏忠贤当政时期,有个官员上朝时快迟到了,害怕被打屁股,就在紫禁城内一路狂奔,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就不会迟到”。不料,慌忙中这位官员失足掉进了御河,淹死了。这真是怕迟到怕到“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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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满“996”,古人对“666”也是满腹牢骚。宋朝的欧阳修在《集禧谢雨》一诗中吐槽:“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欧阳修在描述自己踩着泥泞冒雨上班的辛苦之际,不由得怀念起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
除了官吏衙役外,古代的奴婢和工匠也要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长可能比一般官员还长。清朝的方苞在文章《婢音哀辞》中回忆自己的一位名叫“音”的婢女时,说她“夜四鼓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即半夜一两点睡觉,早上六点又要起床干活,常年如此。一天里除了睡觉时间,她都在干活,还没有节假日,可谓“247”工作制——二十四小时工作,一周干七天,像工蜂一样每天不停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今天的“打工人”感叹上班太累,自嘲“上班‘996’,生病ICU”。方苞的这位婢女由于工作太累,年仅17岁就去世了,可谓“上班‘247’,生病就归西”。
到了近代,西方工厂制度传入我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上班”。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为八至十一个小时。每月具体工作天数跟行业有关,纺织业最少,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天;造船业最高,平均每月工作二十八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可以每周休息一天。即便这样,周工时也长达四十八小时。直到1995年,我国才实现了一周双休。 02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
有人统计过,当下的丈母娘在选女婿时,最喜欢的职业依次为公务员、医生、教师。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最优秀的人才通常都以当官为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古代官员的工资高吗?
先秦时期,官员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爵位的贵族官员,并且可以祖传,老子当官,儿子、孙子也能当官;第二类是非贵族出身的官员,一般随机任用。第一类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贵族爵位所获得的采邑。所谓采邑,就是君王分封的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口。从采邑上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这类官员的工资了。这种世代做贵族、享有采邑的制度叫作“世卿世禄制”。第二类官员由于没有“贵族编制”,也没有采邑,因此只能从上级那儿领工资,叫作“稍食”。稍食的多少,由雇佣双方协商决定。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时,卫灵公有意留下他做官,但不知道工资该给多少,于是就问孔子:“你在鲁国的时候俸禄是多少?”孔子答道:“一年大概是粟六万斗。”于是,卫国也按这个标准给孔子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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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建立后,官员不再世袭,而是由国家直接任命,世卿世禄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后,官员的收入主要是国家给的俸禄。汉承秦制,不同等级的官员俸禄水平差距不大。以汉朝为例,根据《汉书》(颜师古注)和《后汉书》记载,汉朝官员从最高级别的三公到最低级别的小官,一共有十七个等级,官员的俸禄级别被称为“秩次”。秩序的秩,反映了不可僭越的等级秩序,秩次也成了衡量官员官职大小的标准。汉朝根据官员的秩次发放相应数量的粮食(有时是半钱半粮食),粮食的计重单位为“石”。所以在不少汉朝题材的文学作品里,官员的大小经常用几百石或几千石衡量。
汉朝三公(类似于今天的副国级官员)的年俸禄为万石,但这里的万石只是个虚数,实际为四千二百石;郡守(类似于今天的省级官员)的年俸禄为两千石,实际为一千四百四十石;级别最小的基层公务员,月俸禄为十一石,折合每日为一斗二升,所以这种小官又叫“斗食”。最高和最低级别官员之间的俸禄差了三十多倍,差距还是很大的。
汉朝官员的收入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我们拿同时期的普通老百姓对比一下便可知。根据学者张兆凯的估算,汉朝三公级别官员的俸禄收入为普通民众收入的四十七倍。这样算下来,即便是最基层的“斗食”,也是普通人收入的一倍多。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六万七千元。假设这个数字是汉朝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那么汉朝高级官员的年薪大约为三百一十五万元,基层公务员的年薪大约为十万元。由此可见,汉朝基层公务员的收入与今天差不多,但高级官员的收入就很高了,属于“高官厚禄”。除了俸禄之外,汉朝高官还能获得名目众多的额外赏赐。比如东汉皇帝在年底时给予各级官吏的赏赐,称“腊赐”,类似于今天的年终奖。
唐朝官员的俸禄是真正的俸禄,分为俸和禄两种。俸发的是钱和布匹,禄发的是粮食。除此之外,国家还会发给官员一块耕地,称为“职田”,官员可以租出去,获得的收入即为工资。但唐朝官员的收入并不高。有学者估计,即使是一个唐朝的五品官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其收入与汉朝的基层公务员相比也高不了多少。另外,唐朝还经常扣工资。皇上修宫殿、打仗缺军费,这些都要扣工资。
官员工资最高的要数宋朝。宋朝官员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俸钱、禄粟等基础部分称为本俸;第二部分是各种职务补贴,称为“添给”。据《宋史·职官制》记载,宋朝宰相、枢密使等高官,每月俸钱为三百贯,折合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三十万元。另外还有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的县令级别官员每月二十贯,禄粟每月五石,另外还有盐、茶、薪、酒等各种添给。综合算下来,宋朝最高级别官员的月收入在百万元上下,基层公务员每月也在万元以上。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给官员配仆人。最低级别的官员可以配一个,宰相可以配一百个,仆人的衣食开销全由国家报销。所以,宋朝官员的收入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清代文学家赵翼就曾在文中惊呼“宋制禄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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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认为明朝官员工资低,我们来看看具体有多低。明朝官员分九品十八级,正一品官员每月俸禄发米八十七石,级别最低的从九品官员每月发米五石。在人均收入普遍都低的明朝,这已经不少了。当时江南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消费折米五十五石,九品官的年发米是六十石,二者相当,最小的官也能养得起全家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官员的工资经常不够发,没米的时候就折成其他东西,比如宣德年间折过布匹。有人会问:布匹拿出去卖不就完了?没那么简单,折换的时候政府往往把价格定得比市场价高出好几倍,出去卖就赔钱。最荒唐的时候,政府还把苏木、胡椒等香料当俸禄发放给官员,满朝文武走路时都飘着十三香的味道。
清朝官员的工资比明朝还低。清朝一品的总督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禄米为一百八十石。按照康乾盛世时期的米价计算,其俸禄折合大米六万斤,按照今天超市中等价位的散装大米四元一斤计算,清朝一品的总督年薪大约是二十四万元。以此类推,七品知县的年薪是六万元。这个工资水平真心不高,要知道这些俸禄还包含了手下没有编制的幕僚的工资,以及所有的办公费用。所以清朝政府就允许地方官员搞一些制度性的腐败来贴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耗羡银制度。
所谓耗羡,就是地方官收税的时候以损耗的名义加收的赋税。为什么会有损耗呢?清朝征收的税赋主要是粮食和银子。粮食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有发霉变质的,还会有被虫鼠鸟雀吃掉的,所以会消耗一部分;征收银子时,民众交的大多是碎银子,地方官府要将这些碎银子熔铸成官制的银锭,熔铸的过程也会有损耗。这些钱粮的损耗自然要让民众承担,所以政府征税的时候一般要多加收一部分损耗,这就是耗羡。耗羡制度在汉朝就有了。清朝的耗羡加征率一般是10%,因此耗羡成了地方官腐败来源。雍正时,为了打击地方官吏腐败并减轻民众负担,实行了耗羡归公制度,将全部耗羡固定为正税并上交中央,取而代之的是给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总督的养廉银一万六千两,加上俸禄,折合今天的年收入超过一千万元;地方知县的养廉银一千二百两,加上俸禄,年收入约合今天的八十万元。
至于不能收税的京官,就靠地方官的送礼了,而且套路极其繁多。比如冬天的时候要送“炭敬”来买炭取暖,夏天的时候要送“冰敬”来买冰降温,过年时要送“年敬”来买年货,京官领导家里有喜事的时候还要送“喜敬”贺喜,甚至领导家的门卫都要送“门敬”来慰问打点。所以,清朝官员的额外收入非常高,并不靠基本工资过日子。 03古人是怎么出书的?
1990年,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到访中国。当看到街头的书店、书摊到处都在卖他的盗版书,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被气坏了。据说他放下狠话,称自己死后一百五十年内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的确,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最害怕的就是盗版。古代也有盗版书吗?古人是怎么出书的呢?这一篇咱们就来聊聊古代的出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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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图书的复制全靠人工抄写,这就是历史上的“写本时代”。在汉代,专门以抄书谋生的人被称“佣书”。东汉军事家班超早年家贫,就靠抄书赡养母亲。他们或受雇于人,或自己抄完再拿到市场上出售,这就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源头。私人抄本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写本时代的图书多是“盗版书”。当时也有一些官方编撰的正版书,汉朝的兰台就是官方的图书编纂机构。对于一些经典书籍,官方还会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供大家抄写和勘校抄本的谬误。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汉朝的熹平石经,官方将《论语》等七部经典刻在了四十六块石碑上,可视为最早的正版教科书。
唐朝贞观年间,雕版印刷术发展起来,历史进入“刻本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出现。雕版又称刻版,操作时先将文字刻在木版上,印刷后装订成书。“出版”的“版”字,本意即古代的刻版。这种刻本图书从唐朝一直流行到近代,兴盛了一千三百多年。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宋朝的毕昇不是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吗,为什么后来流行的仍然是刻本图书呢?这其实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活字印刷术在古代的实际作用一直被夸大了。活字印刷的印书质量远不如刻版,且汉字太多,挑字排版很麻烦,在古代使用极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共收录了古代图书一万一千多部,其中属于活字印本的只有一百五十余部。
古代的刻版图书分为三种——官刻、私刻、坊刻。所谓官刻,是指官方刻版印刷的图书。私刻就是私人出钱刻版印刷的图书,这种书多是学生出资为老师刻版印刷,或是子孙为长辈刻版印刷。对古代图书行业影响最大的,当数坊刻图书。
所谓坊,即书坊,是专门编辑、刻版、印刷、售卖书籍的商业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民营图书公司。本书的出版策划公司读客文化在古代就应叫作“读客书坊”。书坊在唐朝就已出现,繁荣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有学者粗略估算过,明朝共有四百多家书坊,集中在江南地区,尤以南京、苏州、杭州为多。
书坊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化运营,多是前店后厂,前面卖书,后面刻版印刷。什么书好卖,书坊就刻什么书,市场针对性很强。什么书最好卖呢?查看当下的图书畅销榜,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说。古代的情况也如此,小说最好卖。清人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说:“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朝也是印了一版又一版。可惜古代没有版权意识,作者一毛钱的版税都拿不到。
尽管没有版税收入,但古代的作家可以通过“约稿”赚钱。明朝后期,很多文人兼职做畅销书作家。比如参加应天府乡试失利的凌濛初,为了赚钱,就应了书坊的“约稿”,编纂了针对通俗市场的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结果大卖。几年后,他又写了续集,称为《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刻”是指第二次刻版,即为续集之意。再比如明朝小说家许仲琳,没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潜心数月写了一部长篇玄幻小说,给女儿当嫁妆。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看,书商大喜,认为此书必定会大卖,遂重金购得。这部书就是《封神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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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坊也深受盗版困扰,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盗版翻印。宋人因此有了版权意识,刊印图书时会在书中加一页“牌记”,即版权声明。比如《东都事略》的牌记就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与现在图书版权页上写着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是一个意思。 04古人是如何逛街购物的?
今人酷爱逛街,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约上三两好友,不知不觉就能逛上一天。这得益于当下商场的全方位服务,不仅能购物,还能吃喝娱乐,还能美容理发,甚至还有睡觉的地方。那么在古代,人们能去哪里逛街购物呢?
人类最初没有市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吃饱饭都是问题,没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人们会把多余的产品拿出去交换,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出现了交易,市场也应运而生。《易经·系辞》里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神农氏(炎帝)发明了市场。这种说法牵强附会,因为商品交易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自发行为,早期市场是社会进步中自然形成的,并非官府或领袖创设的。
后来,民众交易日益频繁,市场也从偶然的交易地点演变为固定的商业场所。此时,政府开始介入市场的管理。城内是市场的集中地,“城市”一词也因此而生。西周以后,  官府开始管理城中的市场,对其地点、规模、形制、时间等做了规定,这便形成了“官市”。依据《周礼》“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布局规定,最初的官市都设立在王宫的后方。可能是王宫客户群体较大,也方便进行采买,故而设立在附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官市的消费人群逐渐以民众为主了。再加上考虑到王宫安保问题,官市都转移到王宫外的城市中心位置了。
唐朝以前,官市被限定在固定的区域里,周围筑有高大的垣墙,类似一座城中城。唐都长安,最初有严格的坊市制度。民众居住在一个个坊里,类似于今天的一个个居民小区。坊的周围有坊墙,墙上开门,居民在早晚固定时间内出入。官市的形制也类似坊,只是内部并非居住区,而是店铺林立的商业区。长安城主要有东西两大官市,各有特色。东市距离皇宫、大明宫、兴庆宫较近,周围坊内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所以多售卖高端商品,相当于今天北京的SKP;西市附近多是民众和商人居住,售卖的商品更为亲民,相当于今天北京的西单王府井。另外,西市在城市西面,是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最近市场,所以也售卖大量进口货。西市内有专供胡商存放货物的“波斯邸”,类似于今天北京东四十条外贸一条街。但是长安西市卖的可都是纯正进口货,并非忽悠人的“外贸尾单”。除了东西两市,长安城还有个南市,以经营牲畜买卖为主,并非普通的百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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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市被限制在固定区域,还受到营业时间的限制,这都给民众带来了诸多不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民众旺盛的购物需求的催化下,更方便的社区市场应运而生。唐朝中后期,坊墙和市墙逐渐被毁,商业行为突破了官府设定的区域限制。坊内也出现了许多店铺,很多坊还因店铺而闻名。如以乐器铺闻名的崇仁坊,丝绢铺集中的宣阳坊,金银玉器店林立的延寿坊,还有以青楼妓院吸引人的平康坊。从此,古代商业由“官市”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到了宋朝,坊市制度完全消失,民众皆可临街开店。很多商铺在门口摆摊经营,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在整顿市容时,宋朝政府的管理颇为人性化,他们在店铺五步之外立一个“表木”,“表木”之内的区域划给店铺,允许他们自由地设摊摆桌、种植树木、搭建凉棚,大力发展地摊经济。与唐朝坊墙外毫无生气的街道相比,宋朝的街道充满了热闹与烟火气。
城市内交易便利,如果生活在偏远的农村,逛街购物是不是很不方便呢?完全不是。城市之外,古代还有名为“草市”的民间集市。草市是相对于官市而言,多存在于乡村和郊外。草市分布广泛,交通便利处、人口集中处、商品生产处,都可能有草市的存在。草市的种类也很多,还因地制宜。比如茶叶产地附近有茶市,渔港附近有鱼市,养蚕集中地有蚕市。白居易在《放鱼》一诗中描述了浔阳江头的鱼市:“晓日提竹篮,家僮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草市类似于今天农村的集市,极大便利了乡村居民的生活。一些规模较大的草市,在后世就发展成了小镇或县城。比如宋代延津县的草市镇,就是由隋唐五代时期的草市发展而来的。唐末五代至宋初,类似这样由草市转变为市镇者多达二十四个。
古代也有类似今天“618”或“双11”之类的购物节,这便是定期举办的庙市,也称庙会。随着佛教和道教的繁荣,寺庙道观常有宗教集会,因此聚集了大量人群。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场,庙市便是以寺庙为依托的定期性民间集市。庙市兴起于唐朝中后期,在宋朝达到鼎盛。根据现存史料统计,北宋东京(今开封)每年一次的庙市就有二十五个。东京城内的大相国寺,一月内的庙市有五次之多。庙市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有餐饮食品、日用百货、文玩珠宝、飞禽走兽等。不仅有土特产,还有进口货。宋人爱逛大相国寺庙市,使其成为网红打卡胜地。公元1101年,一个十七岁的北宋才女,在大相国寺的庙市上遇见了她的一生挚爱——一位年长她三岁的太学学生。后来,二人终成眷属,其爱情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这个爱逛街的才女,就是李清照。如果能穿越回古代,朋友们可一定要多出去逛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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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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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的日常生活2》(典藏版)
作者: 讲历史的王老师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标题: 古代也有“996”工作制吗?出版年: 2021-8-30

编辑 | 仿生沙虫、巴巴罗萨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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