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武侠文化 促蒙山旅游(续三)

抓武侠文化  促蒙山旅游(续三)

                                           卢旦华       (研讨会发言稿)

  梁羽生在评武侠方面也是大家。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上发表过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其实就是梁羽生所写，他说：“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 ‘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个观点至今仍响。

　　1977年，他在新加坡写作人协会讲《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提出了 “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观点。1979年，他在英国伯明翰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相遇，华老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便当面向梁羽生提出了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观点。梁羽生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出席过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慷慨陈辞。为武侠小说的一席之地大声疾呼。有人为梁羽生作过一首诗： 金田有奇士，侠影说羽生。 南国棋中意，东坡竹外情。 横刀百岳峙，还剑一身轻。 别有千秋业，文星料更明。 “金田”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金田村，就在他的家乡蒙山附近。“侠影”是《萍踪侠影录》。“棋中意”说他善于写棋话。“竹外情”取自苏东坡“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说梁羽生爱吃肉，而且爱吃肥肉，“还剑”取自他的《还剑奇情录》，也说他金盆洗手，封刀挂剑，不写武侠了。“别有千秋业” 说他准备写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 另外，梁羽生在散文、杂文的创作上已有很深的造诣，曾与金庸、陈墨合著《三剑楼随笔》。

　　梁羽生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是以一腔正气创造了武侠小说新的格调，后来，他移居澳大利亚，潜心于历史。在武侠理念上，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其次，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再次，他认为，写好武侠小说 ，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梁羽生“以侠胜武”是梁氏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梁氏武侠的基本出发点，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也是梁氏始料不及的。梁氏的“侠”是一个和当时政治观念联系很紧密的概念，不是单单的行侠仗义。梁氏受左派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抗日救亡时那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梁氏任职于《大公报》，属于左派报纸而且基本上与大陆政府保持一致，梁本身在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属于左派。所以梁氏小说中强烈的左派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不奇怪了，况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政治气味很浓，金庸小说和政治往往也有很多的联系。左派的文艺创作思想的得失暂不去考虑，梁氏很强的政治与时代责任意识决定了“以侠胜武”。对侠义的宣扬是一种时代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态度，梁氏三十载牢守这个理念，证明他是一个极其有责任感的作家，而且证明他在试图开拓一条提升武侠境界的道路。只局限于江湖恩怨的武侠，没有一个积极的思想理念的武侠，永远不能突破武侠的平庸。

　　梁氏前期作品中侠义的宣扬还是比较成功的，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的侵略，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尤其张丹枫的大侠之风，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时代责任联系起来，开拓了武侠的境界。

中华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的武侠小说更是将武术这一体育健身运动推广到了极致，将“侠义文化”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演绎得深入人心：少林文化的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武当文化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都影响了一代代人。武术可以变成文化产业，但不能动不动就出来“走江湖”摆摊卖钱。只有把“侠义文化”内涵发扬出来，才能使武侠文化产业真正能立足下来。总而论之，仅以对旧小说的继承运用，以及对于其他知识的融合上而言，梁公是更胜一筹的，写游侠、写爱国豪情中的《大唐游侠传》；《冰川天女传》中的攀登珠峰，也足令人眼前一亮。